30年前，深圳经济特区崛起于南海之滨；30年后，深圳实现了由经济特区向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市的华丽转身，成就斐然。作为经济特区，“深圳”不仅是一个区域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国家符号，在它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的成功推进过程，而且也折射出中国和平崛起与走向复兴的大国身影；更重要的是，“深圳”的符号价值还体现于这座城市的文化个性，体现于对一种新型的城市文化的积极追寻，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文化”（简称“三型文化”）。

　　创新型文化，是指一种以倡导创新、支持创新为价值取向的文化；智慧型文化，是指追求知识、理性和智慧的文化；力量型文化则是指清新刚健、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文化。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重大调研课题形成的《关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的调研报告》中，“三型文化”被定位为深圳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提出，既代表了一种面向城市未来的文化理想，同时对于打造深圳独特的文化特色、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对于奠定“文化立市”战略的价值根基、保持深圳文化的先进性、促进深圳的先锋城市建设，都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构建“三型文化”是深圳应对全球化、市场化的战略考量
 
　　自人类诞生以来，世界文明经历了采集、游牧、农耕、工业和后工业等文明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类交往的范围与频率也呈现出逐步上升的历史趋势。在前工业文明阶段，人类的交往范围是区域性的，交往的主要方式在于物的交换。而随着近代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人类交往的范围、频率和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人类交往范围开始抵达全球每个角落。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生产、贸易网络的形成，又促成了人类交往动力的加强及其频率的加速。在交往方式上，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自发的交往模式，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有效率的商品生产组织者，也是保障资本主义向外扩张的政治实体，成为人类交往新的主导力量；除了物的交换，文化价值观念的互动、影响和渗透开始跃居人类交往的显要位置。

　　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是人类交往的最新进展。当然，在《白银资本》作者弗兰克看来，全球化其实可以追溯到16世纪，至少在当时东、西方世界性贸易网络中，就已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与雏形。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阵营的瓦解，人类交往重新进入全球化的快车道。而当代的全球化过程，是建立在交通、通讯等技术发展的前提之上的，并以资本、商品、信息等全球性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流动为主要特征。与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传统交往模式不同，当代的全球性流动是以城市为中介的。正如《全球城市》作者萨森所指出的，人类已进入“城市时代”，城市不仅是商业和金融交易的区域，而且也组成了知识充足的环境，成为动态的永久转换的学习地带和全球的领导、创新中心。另一著名学者卡斯特也指出，城市构成了全球化网络“流动空间”的核心节点，全球性的生产和消费主要围绕着城市来进行，它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体现于生产和贸易领域，更体现于消费领域，不仅体现于物质层面，更体现于精神层面。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文化与经济走向进一步的交融，某种一体化的全球性文化正逐渐形成。由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扩展为全球性的广大市场，如何诱导和制造需求，不仅成为当代全球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和趋势，而且推动了一股消费主义文化狂潮的到来。消费主义文化不仅对各国民族文化产生了整体性冲击，而且对当今城市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以“制造需求”和“诱导需求”为特征的消费主义文化的泛滥，使得城市文化的商业追求压倒乃至取代了精神追求，文化的娱乐功能和消费欲望压倒乃至排斥了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其世俗化发展不仅侵蚀了高端的精英文化，使国家或城市的文化精神结构走向犬儒化，而且消磨了人们的精神意志和文化认同，使积极、多元的世界价值体系受到极大扭曲、破坏从而陷入一场文化困境和精神危机之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其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根源却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行为模式的深刻塑造，因此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的反思，必须从价值的内在批判层面来进行，这对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如果说全球性的消费主义文化从外部形成对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也从内部产生对城市文化的多重影响。一方面，市场化、商业化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市场的持续繁荣，为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创造了各种可能性条件，但另一方面，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也导致了某种“低俗化”的发展倾向（其表现之一是过于追求文化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却缺乏起码的价值和道德底线），从而对城市应有的积极、健全的文化形态产生了极大的侵蚀。这可以说构成了当今城市文化发展日趋严重的一个问题。如何在反思和批判这种文化倾向的同时，探索开创出一种清新刚健的“三型文化”，去制衡、纠正、遏制消费主义的、消弥斗志的文化野火蔓延，重建我们城市的精神文化传统，将是当前城市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任务和重要使命。
 
　　二、构建“三型文化”是深圳根植于自身城市特征的路径选择
 
　　任何城市都经历兴起、发展、繁荣、衰退或再度繁荣的生命周期，其驱动力量则主要由城市的物理属性和文化属性所决定。在城市的发展早期，城市所处的人员流动和商业流通的地理位置等物理属性决定了城市的历史兴衰，自15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市场的形成，城市兴衰的生命周期就越来越由起其独特的文化属性所决定。在历史上，我们经常看到城市文化属性决定城市命运的例证。古罗马帝国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但罗马人过于追求休闲和娱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却也无形中消磨了其进取的意志和鼎盛时期虎虎生气的文化追求，成为罗马帝国最后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内在文化动因。相反地，作为一座典型的现代移民城市，纽约秉承了美国文化中的理想与创新精神，开创出一种极具活力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主的“熔炉文化”，成为纽约确立起世界第一城市地位的内在支撑力量。如今，城市竞争已从拼经济、拼管理过渡到拼文化的新阶段，出现了以文化论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的新的竞争和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城市独特的历史与特点，制定与此相适应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开创出一条有活力的新型文化道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构建“三型文化”，就是深圳根植于自身城市特征的战略路径选择。首先，作为毗邻港澳的经济特区，深圳本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产物，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型、创新型的城市特征，而由大量移民构成的移民社会及其蕴涵的巨大活力，在铸就深圳发展辉煌的同时也形成了深圳特有的城市魅力。其次，深圳地区的文明史也许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但作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却只有短暂的30年历史。加上来深圳打拼的大量移民大都是怀着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年轻梦想者，这种人口结构既决定了深圳得天独厚的年轻化优势，也形成了深圳年轻型、成长型的城市性格。最后，深圳宽容、多元的社会文化。假如说宽容是移民城市的内在特征，那么文化的宽容、多元必然会孕育进取、创新的因子，并成为推动深圳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
可以说，上述城市特征既决定了深圳文化本身的优点和缺点，也决定了深圳文化必须追寻一条新型的发展道路。就文化而言，移民城市形成了移民社会和移民文化，城市历史短和人口年轻化形成了青春文化，毗邻港澳的地理区位形成了开放性文化，使改革创新的城市性格、开放多元的文化视野、青春时尚的文化追求成为颇具深圳特色的“活的文化，新的传统”。自然，年轻城市缺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缺乏高端学术文化机构和文化人才，或许是深圳文化的内在缺陷，但一个城市的先天不足换个角度也是这个城市的长处。缺乏历史文化底蕴，也就没有本土文化传统的压制，没有历史的精神包袱，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也就更容易创新；作为毗邻港澳的口岸城市，深圳与世界的交流更频繁；年轻移民城市对新东西的接受更敏感，对新生事物的学习能力和包容性也更大，移民所带来的各种文化更容易交汇成一种新文化。上个世纪80年代，来自深圳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思想观念对全国的深刻影响和引领作用，正是深圳崭新的文化活力的一个缩影。

　　而从城市的未来发展看，深圳的城市历史短暂，物质资源匮乏，受到土地、人口、能源、环境的严重制约，必须以对知识、智力、精神等软性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广泛利用，以“创新”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推动深圳的永续发展；深圳年轻人多，生存竞争压力大，市民求知欲强，必须通过推动一种智慧型文化来满足市民对知识的广泛需求。假如说在深圳的发展中，精神力量始终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未来深圳若想继续书写辉煌，同样要依靠理想主义精神传统的挖掘和弘扬，依靠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城市梦想的再度绽放，依靠不断创新、进取的城市文化的内在支撑。而这一切，都决定了深圳必须从战略高度选择一条根植于自身城市特征、以“三型文化”为代表的新型城市文化发展道路。
 
　　三、深圳文化的发展历史也是“三型文化”的建构过程
 
　　回顾历史，深圳文化的发展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三型文化”的建构过程。作为一种以倡导创新、支持创新为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深圳的创新型文化是在不断的城市创新中形成的。从当年以创新为旗帜而备受瞩目的“蛇口模式”，到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创新，从特区成立后创造的400多个“全国第一”，再到国家自主创新型城市建设中形成的城市创新体系，“创新”不仅推动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涌现了众多的著名创新型企业，而且也促进了一种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相结合的创新型文化的发展。深圳历史文化资源匮乏，却以创新书写了华侨城文化旅游的辉煌，显示出整合全球文化资源的能力；深圳城市文化底蕴不够深厚，却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立市”战略和“两城一都一基地”策略，将文化产业定位为第四大支柱产业，努力实现从生产型城市到创意型城市的转型，展现了深圳日趋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崭新的文化气象；而“文博会”、“创意十二月”等文化品牌的创办，尤其是“设计之都”的获得，则使深圳以创意城市的形象登上世界的文化舞台，显示出这座年轻城市独特的文化活力。假如说创新是对可能性的探寻，那么以倡导创新、支持创新为价值取向的创新型文化，则已内化为这座城市最可宝贵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传统。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城市的知识含量和知识水平，不仅决定了这座城市所能达到的文化高度，而且也构成了其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构建一个科学、人文精神浓厚的学习型、知识型社会，因此成为当今城市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追求。作为一座移民城市，深圳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学习欲望和求知需求。我们如今还对80年代深圳图书馆人满为患的阅读图景和第七届全国书市的空前盛况记忆犹新，对深圳连续19年成为全国人均购书量最大城市感到欣喜，而90年代以来深圳三大书城的兴建，“图书馆之城”的付诸实施，则为深圳学习型、知识型城市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社科普及周为代表的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开展，则使尊崇阅读的旗帜在深圳高举飘扬。而今，深圳的智慧型文化不断取得新进展，不久前实施的“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和“市民文化大讲堂”双双获得了2009年度国家文化创新奖。而“深圳读书月”也经过“十年磨一剑”的高贵坚持，不仅使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成为深圳市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深圳因崇尚阅读而成为受人尊敬的城市，而且日益扩展其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深圳对智慧型文化的追求及其所形成的尊重知识、推崇阅读、求学问道的良好风气，不仅深切地改变了深圳的人文面貌，有效地扭转了对深圳的文化想象，而且成为深圳展现文化新气象、营造书香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深圳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全民阅读先进单位和“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称号，正是对深圳追求智慧型文化、构建学习型知识型城市的精神嘉奖。

　　如果说，创新型文化和智慧型文化是深圳“三型文化”的具体内容形态，那么力量型文化则是其中一种隐而不宣的内在精神动力，是汇集了前二者所体现出来勇于进取的精神路向和自强不息的血气表现。作为这种力量型文化的一个集中体现，“深圳精神”由“拓荒牛”精神而衍生，它尽管历经了内涵上的更新和扩展，但开拓、创新、进取始终是深圳精神和深圳力量型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深圳近年来积极进行城市文化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创新，实现市民基本的文化权利、建构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成为政府公共文化行政的核心理念；“高品位文化城市”的提出，则暗含与传达了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高远的文化梦想；而作为更具整体性、前瞻性的构想，“文化立市”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既体现出深圳日益深化的文化自觉，也凸显了一种高远的文化理想与文化抱负。这种对自强不息的力量型文化的追求，将伴随着深圳在文化上的自觉和成熟，为深圳的未来拓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四、深圳需要从战略高度拓展“三型文化”的发展空间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深圳在过去30年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近年来，深圳的城市理想精神有所弱化，深圳人小富即安、追求享受的精神状态有所上升。因此，如何从战略高度拓展“三型文化”的发展空间，保持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的冲劲、梦想和理想主义精神，重塑深圳在当代城市竞争中的文化动力，将关乎深圳未来的城市命运。

　　要拓展“三型文化”的发展空间，从宏观上看，必须从当今世界城市文明发展趋势的高度认识“三型文化”在“文化立市”战略的重要地位，将之确立为深圳未来主流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随着“文化立市”战略的实施与推进，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思考这一战略的内在价值支撑问题。“三型文化”的提出，正是基于“文化立市”战略的价值思考，是确立文化在城市战略中的地位之后的再度出发，它不仅在内涵上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文化来立市”的问题，而且在理念路径上确立了“三型文化”在“文化立市”战略中的核心位置。只有高度重视“三型文化”在深圳未来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肯定、认同与倡导“三型文化”清新、刚健的文化品格，才能树立更加健全的文化发展路向，并以此抗衡和纠正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消费主义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中观地看，要拓展“三型文化”的发展空间，必须处理好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发展与引导的关系。中国历来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对于深圳而言，政府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强力促进，极大地推动了深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也应认识到，城市文化发展从根本上说依赖于社会力量的成长及其对文化的广泛参与，依赖于市民社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城市的终极意义是文化，文化的终极推动者是城市的社会和个人。因此，要营造良好的“三型文化”的发展空间，必须推动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好互动，促进政府公共资源的更合理配置，为“三型文化”的社会化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同样地，假如说市场化代表了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那么政府在其中扮演的应是文化促进者、政策制订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由于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在带来文化繁荣的同时，也会带来文化价值的某种扭曲，这使得政府加强对文化发展路向的价值引导，也就成为一种必需。“三型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向度，它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价值指引，是政府基于与社会、市场内在关系的一种角色自觉和自我定位。

　　而在具体的微观层面，政府必须通过积极的公共文化政策营造更好的“三型文化”发展环境。在创新型文化发展上，政府可通过奖励或颁布荣誉的形式激励文化创新行为，带动创新型文化的发展；加强创新文化的教育，设置文化创新课程，激发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创新心志和创新能力，培养和引进更多的创新型文化人才；制订鼓励文化创新的文化经济政策，扶持更多的创新型文化企业，实现文化与科技、创新的更紧密融合，推动深圳文化产业和创意城市的发展。在智慧型文化发展上，适当增加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增强深圳涵养和吸纳文化人才的能力，使文化机构成为文化人才的“庇护所”和智慧型文化的“蓄水池”；加强“图书馆之城”的建设，进一步办好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常规文化活动，策划新的知识普及、文化推广活动，积极营造尊崇阅读、追求知识的书香氛围；激发民间对知识型学习型城市的建设热情，扶持民间文化培训机构，加强学历提升培训、文化补习培训、艺术培训和特色专业培训，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资助知识服务活动，形成政府积极倡导、民间自主发展与市民自觉参与三者密切结合、共同推进的良好局面。在力量型文化发展上，以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为中心，以建设全球先锋城市为目标，继续弘扬开拓创新的深圳精神，实施系列鼓舞人心的文化精品工程，形成追求理想、积极向上的文化风尚；不断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力度，构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极大地提升深圳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使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以“文化立市”的文化愿景和文化抱负，为深圳的全球先锋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过去30年，深圳这座经济特区的崛起曾经改变、重构了中国的经济版图，在改革开放的恢弘语境中为中国创造了经济上的“深圳模式”，铸就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经典传奇。展望未来，我们更希望深圳在经济之外，通过对清新、刚健的“三型文化”的不懈追寻，为中国和世界创造一种文化上的“深圳样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决定了深圳未来的城市图景，而且也构成了深圳这座传奇与梦想之城在城市文明时代最让人期待的文化使命。（执笔：杨立青）
　　——发表于《深圳特区报》2010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