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在进行急剧社会变革的中国而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于现代城市的想象都是以经典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者提出的未来城市生活为蓝图。这种将城市进行地段分隔，以垂直、高密度的一体化高楼为核心，以直线、直角、统一化、绝对准确的现代主义机械美学为向往的城市建设，往往在其热烈的理想主义蓝图之外，伴随着对原有住宅、建筑一系列的简单粗暴的拆迁。在这个用“推土机方法”进行的城市更新过程之中，即便是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建筑也常常难以幸免。

    关于历史遗存的保护和城市因发展而带来的空间更新、街区再造之间的矛盾，一直以来是困扰城市管理者、城市规划者和设计者们的大难题。随着现代化建设前期以经济指标为唯一考量，以GDP增长为唯一动力的城市发展弊端逐渐显现；随着由粗暴的拆迁造成诸多历史遗存无可逆转地永久性消失的代价被不断地批判、反思，在当前的形势下，历史遗存的保护如何能够和城市更新、街区再造等议题有机、创意地结合起来无疑给我们每一个真正关心城市发展的人带来了新的挑战。

    当然，这种挑战并不只有我们才会遇到，关于城市规划和城市更新，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大都市早已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实践和争论。在这些争论当中，最具有革命意义的是简·雅各布斯对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批判。在雅各布斯历经半个世纪依然历久弥新的伟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她对自埃比尼泽·霍华德(Ebernezer Howard)提出“花园城镇”运动以来，历经路易斯·芒福德、帕特里克·格迪斯、凯瑟琳·鲍厄、克莱伦斯·斯坦恩、雷蒙德·昂温这些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家们发扬的“非中心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她看来，这些对远离市中心的自足的花园、郊区的向往，实质上是一种“家长式的行为”方式，“一笔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他们“认为好的规划是一些列静态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规划都必须要预见到日后需要的一切”。以雅各布斯自己对城市的细致观察而论，这种城市规划理论更多是处于个人角度的“想当然”，完全不顾及城市里每天都在发生的活生生的“生活”，并对“城市到底是怎么运转的”这一实质性问题“除了谎言，它什么也没有说”，结果在这种思想下进行的城市规划，不仅没能让城市应有的活力得到发展，反而摧毁了城市。事实上，早在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前，雅各布斯在哈佛大学一次城市规划的学术会议中就做了题为《城市是属于人的》（Downtown Is for People）的演讲，刊登在《建筑论坛》上，引起轰动。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中，雅各布斯关于城市规划的思想已经基本确立，正是在“城市是属于人的”这一基本价值观念上，雅各布斯通过来源于生活的观察以及尊重事物本来样貌之实事求是的精神，发展了她一整套关于城市运转、城市规划的理论。

    雅各布斯的城市规划思想，曾被正统的城市规划大师、有“纽约总设计师”之称的罗伯特·摩西斯视为垃圾，并在退还出版社寄来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赠书时附上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建议“把这废物向其他人推销吧”。然而，正如中国的俗话“有理不在声高”，历史终将通过事实来证明真理和力量。《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经过岁月涤荡、潮流婉转，不仅50年来影响了数代规划师，而且其原本挑战的“正统”城市规划学术圈也将其奉为经典，成为麻省理工、哈佛等美国顶级大学建筑系、规划系学生的必读书。在城市规划实践上，雅各布斯当年在完成了她的经典著作之后，更是成功地推翻了由罗伯特·摩西斯于60年代初负责的下曼哈顿快速道路。这项计划构想了一条自曼哈顿西哈德逊河横跨至东边的东河高速公路，而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的话，那么如今曼哈顿小意大利区和苏荷区就不可能有今天繁盛兴旺、欣欣向荣的面貌。

    雅各布斯针对大城市的规划思想可以概括为：城市是属于人的，因而城市的活力取决于生活在这里的人能够如何使用它；只有当城市、城市中的社区、街道能够满足人们生活的多样性需要时，才能聚集人气、构建起有机的人际网络，才能使人们聚居的区域拥有活力。为了实现这个多样性、人本性的基本宗旨，她开出了几项具体的处方和原则：人行道的混杂用途、建筑的多样性、人流的密度和小街段的必要。关于这几点，雅各布斯在书中郑重注明：“这四个条件的必要性是本书一个最重要的观点。这四个条件的结合能产生最有效的经济资源。”

    尤为可贵的是，与纸上谈兵的乌托邦畅想者相比，雅各布斯不仅具有务实地观察生活的智慧，更具有身先试行、作为行动分子投入到改变现状之公共运动中的果敢和勇气。她不仅成功地反对了一项于华盛顿广场公园扩建道路的计划，推翻了罗伯特·摩西斯负责的下曼哈顿快速道路……更为城市规划的抗争运动提供了极具参考性的模式，“包括建立联盟、集会、请愿、撰写信件、向市长作热烈演说、运用传媒力量以至诉诸法律行动等，并从纯粹的保卫战争（defensive protest）发展至有公民参与的主动性规划（proactive planning）。”

    雅各布斯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城市，并取得了无数成功的例子。而其1961年面世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传入中国的时间却晚了45年，直到2006年雅各布斯去世时才被译成中文，现身华文出版界。香港作家潘国灵在《第三个纽约》一书中提到简·雅各布斯时，还慨叹香港争取保留利东街的“H15哑铃方案”只是标志着一个开始，尽管“H15哑铃方案”最终失败，湾仔老街利东街还是没能逃过“推土机”的劫数，但所幸，正是有了这个艰难、伟大的“开始”，才有了后来湾仔老区石水渠街上“蓝屋建筑群”保育的成功。

       下面，我将以蓝屋保育运动为例，考察其取得成功的艰难历程，试图探讨根据雅各布斯的思想进行历史遗存保护的思路及其所可能取得的多赢效果。

 

                         蓝屋保育运动始末

    蓝屋，有八十多年历史，是香港湾仔地区硕果仅存的完整战前唐楼，也是湾仔地区唯一一座一级历史建筑。以蓝屋为代表的历史建筑群，还包括黄屋、橙屋、绿屋和毗邻的一小片空地及周围的街道网络。建筑群位于石水渠街，这条街名的来由是八十年前，这里真有一条从山上汇集雨水顺势而下的大水渠。使蓝屋更具有历史意味的是，这座唐楼的前身，是建于1867年的华佗医院，为小区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被认为是香港第一间由华人创办的医院。医院营运至1886年，翌年改为华佗庙，一直到1929年。华佗庙后为黄飞鸿徒弟林世荣侄儿林祖开设的武馆取代。至1960年代林祖的武馆再改为其儿子林镇显的医馆。到了20世纪，蓝屋改建为四层楼高的建筑物，先后用作中学（包括“一中书院”，为湾仔地区第一家英文中学）、义学（镜涵书院）、商会会址、医馆和民居。

    从建筑特色上来看，蓝屋是香港少数拥有露台建筑的唐楼。所谓唐楼，是19世纪华南一带于香港盛行的建筑风格，特别用来区分中国人与外国人居住的楼房。蓝屋朝向石水渠街一边的单位，房间设有单边支撑的悬臂式结构露台，是当年在力学上较为大胆的设计，既是唐楼外观上最突出的部分，亦营造了“家”与“街”交流的公共空间，有利于街坊居民交往，提升小区凝聚力。

    作为一座有着悠久历史记忆和文物意义的建筑，蓝屋还曾是香港著名电影《无间道2》和《岁月神偷》的取景地。

    起初香港房屋协会宣布与市建局合作，打算斥资一亿元共同活化蓝屋。按照他们拟定的计划，把所有住宅收回，安置及补偿30个住户，然后将物业进行修复和改建，并将其发展成茶室、水疗、中医馆和可唱大戏的公园等主题旅游景点。

    然而这一计划是在湾仔区议会及居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拟定的，其提出的“活化”方案也遭到了议员及居民的反对。按照议员及居民的说法，“活化”这两个字实在是不把本来生活在蓝屋的居民放在眼里，蓝屋并不是被废弃的旧屋，里面住着活生生的人，不需要“被活化”，更不需要把一些与蓝屋没有关系，旨在赚钱的东西（如唱戏、水疗）没头没脑地塞进来。

    面对搬迁，蓝屋居民中可以说有人欢喜有人愁。蓝屋楼龄高，设备简陋，没有厕所，有的居民高兴终于可以获得安置住上公屋，但也有人不想离开，担心租金昂贵，环境不适，宁愿留守小区。于是区议员们开始思考，能不能在这个街区更新的过程中，做到“留屋也留人”？

    于是，在几位区议员的联络下，圣雅各布福群会作为主要参与方，与区议会文化康体事务委员会合作策划“保育蓝屋运动”。这个活动的目标，是邀请蓝屋居民、石水渠街坊和商铺、专业人士共同探讨延续蓝屋建筑生命力的方案。

    在这些志同道合的工作者们看来，“建筑群的生命力”，就是街坊在旧建筑中的原有生活方式，即让街坊本身、人的故事、对建筑物的归属感等元素，构建保育的整体价值，并在这过程中建立无形和无价的社会资本，以此推动小区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在这个新的方案执行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湾仔区议会在2007年底换届后，对蓝屋的态度有变，并不完全认同“留屋留人”的方案。于是“保育蓝屋运动”中，前一届湾仔区议会在促成各方保育蓝屋的讨论之后，就基本退出，该方案开始由地区团体接力。这些团体包括：圣雅各布福群会的社工、关注小区文化的学者和小区组织者、香港文化遗产基金会的专业人士、还有义务建筑师和规划师。

    在地方团体和居民协调配合和坚持下，此事引起了时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的关注。她特意微服出巡，到蓝屋的民间生活馆与十多位居民闲聊。现场没有社工，也没有专业人士，只有十多位长者和中年街坊。通过这次当面交流，政府高层管理者直接了解了居民的心声和愿望。最后，发展局决定不再由房协主导蓝屋的更新，改为把蓝屋拨入第二轮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并强调营运者必须邀请居民参与。经过十多个月的公开征求建议书，香港首个居民参与的活保育方案，得以正式通过。

 

                        蓝屋保育成功的意义

    蓝屋保育的成功，其实是很多民间主动参与城市规划失败之上的冰山一角。长期以来，香港的城市发展和诸多大城市一样，也总是在拆拆建建当中进行着某种现代资本主义、消费主义逻辑下的重复。对于香港而言，填海、拆建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规的城市发展模式。1993年清拆九龙寨城，1996年清拆调景岭，2001年清拆最后一个市区寮屋大磡村，拆掉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在蓝屋之前又清拆了湾仔的另一个老街区利东街。这些清拆过后的市区重建计划，往往用来进行高级私人商业住宅的开发、旅游项目的开发等等，如上海街建立的朗豪坊，在大屿山进行的旅游项目开发，甚至包括2005年开幕的迪斯尼。

    在这里，如何对经历历史风霜洗涤的城市老街区进行更新再造，如何对待现代大都市中为数不多的历史老建筑，就不简单的是一件拆、建的问题，而是这个城市的管理者、规划者，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自身、如何理解城市、以及如何想象这座城市的未来的问题了。

    简·雅各布斯就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专门有一章论述“老建筑的必要”：“老建筑对于城市是如此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它们，街道和地区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所谓的老建筑，我指的不是博物馆之类的老建筑，也不是那些需要昂贵修复的气宇轩昂的老建筑——尽管它们也是重要部分——而是很多普通的、貌不惊人和价值不高的老建筑，包括一些破旧的老建筑。”湾仔的蓝屋无疑就属于这样的老建筑，它不是那么富丽堂皇、气宇轩昂，但是它作为香港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完整的战前唐楼，经历时代的变迁，一直“存活”着，本身就说明了它旺盛的生命力，以及这个街区所具有的独特活力。雅各布斯认为：“只要城市的地区具有活力，并且能够回应居民的需要，那么这些变化就会在这些地方永远延续下去。”像蓝屋这样具有融洽的社区氛围，成熟的人际网络的老建筑，正是雅各布斯认为对于创造城市的多样性非常必要的“老建筑”。

    参与蓝屋保育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司徒薇提到：“聪明的、有水平的城市更新，是要有底线的，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和保育不是对立的。我们要保育的，是城市的文化遗产，是城市的资本，将永远为城市带来利益，也为居住爱城市的人带来生活品质，保育他们整个城市都将获得好处。”事实证明，“整个城市都将获得好处”绝不是空谈。蓝屋的保育，带动了整个社区的人文内涵发掘，丰富了香港的形象蕴含。蓝屋在保育运动之后，建筑中的部分原住民继续留住其中，另外还在底层开设了“湾仔民间生活馆”，展出旧时香港民间的生活型态及日用品，并不定期举办各式怀旧展览及会谈，让游客可一起融入蓝屋的日常生活。另外，在蓝屋周围还矗立着橙屋、黄屋、粉屋，色彩缤纷，吸引眼球，成为现代摩天大厦掩映下的别一番风景，不仅吸引了各路慕名前来的游客，更让随意经过的不知所以的路人也有走近看看进一步了解的兴头。最值得一提的是，蓝屋建筑群与周围的北帝庙（香港最大的道观）、南固台、和昌大押以及茂罗街的绿屋等文化景点，目前已发展成为香港人文文化规划区，为香港旅游开辟了一条富有人文蕴含的新路线，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发展局也准备以湾仔的人文历史保护方式为范例，在全港推行。

 

                               小  结

    简·雅各布斯的重要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经历现代主义快速、高度发展的欧美现代都市在规划失败、街区衰落的反思中结出的硕果。事实一再证明，城市规划、历史保护、城市更新要想取得成功，充满活力，就必须尊重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正所谓“城市是属于人的”。

    从蓝屋这个历史保护、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方势力的艰难角逐和博弈。但更多的，是人们对单一的、以短暂的经济目标为宗旨的城市发展方向的拒绝和更正。这种拒绝和更正要求我们破除千篇一律的城市形象复制，尊重城市的历史、记忆和人际社会网络；要求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不再是一个可以任由填塞的容器，而是有着其本身复杂运转逻辑的有机体。城市不是冷冰冰的各种建筑、钢筋水泥的堆砌，而是有人的温度、痕迹、回忆和情感的家园。只有在这种尊重历史、尊重人的需求上进行的历史保护、街区再造才是真正有想象力、有活力、有未来和希望的城市更新；只有这样发展的城市才能真正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无形资本。

    对于已经经历了三十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大都市来说，雅各布斯诞生了半个世纪的伟大著作虽然才刚刚引进，却具有不可忽视、无可替代的启发意义。

 

    袁园：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