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景理论的内涵与应用
城市是人类主要的聚集地，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不仅体现在城市地域的扩大、经济实力的增强，还表现为生态环境的改善、人力资本的积累、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等。
在工业时代，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兴起，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城市，城市不断向外扩张，生产和人力资本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进步，大量城市新功能对城市发展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文化功能发挥着影响人心、丰富生活和传播文明的作用，城市越来越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中心。随着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大批制造业从城市中心撤离，带来了城市人口数量的减少和转移，市中心活力衰竭，城市更新缓慢。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的就业方式和领域发生变化，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这一系列变化引发了许多新的城市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发展动力机制来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自20 世纪70 年代始， 西方都市社会学家就密切关注城市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Lefebvre） 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率先提出空间生产的“三元论”： 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性空间，成为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新范式。此后，西方学界开始从都市空间与大众权利、市场资本的关系研究公共空间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此阶段，文化创意、休闲娱乐、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成为城市支柱产业，以生产为中心的城市逐步转向服务型、消费型城市。创新越来越成为城市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和社区繁荣的主要驱动力，创意阶层对城市增长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吸引创意阶层或高素质人群前来生活、工作和消费呢？新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特里•克拉克提出的“场景理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他们认为，场景是解决城市如何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的一套学术语法体系。从这种意义出发，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把“场景”称为城市发展新的舵手，城市更新与转型的驱动力。

城市发展研究理论回顾和对比
欧美国家 中国
18世纪中叶 经典模式：工业革命催生了城市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主导城市发展决定性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 以重工业带动城市发展：工业化进程推进了城市扩张及建设，城市空间布局受重工业区位影响较大。过分强调生产功能，消费、商业、第三产业是城市的次要功能。城市主要是政治行政中心、生产中心。
20世纪50年代 人力资本模式：制造业的发展导致大批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发展面临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对人力资本技能的提高和知识的积累提出了要求。 1978-20世纪末 竞争驱动型城市发展模式：城市中工业企业快速集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引农村人口持续流入，带动城市快速发展，产生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建设缺乏特色等问题。城市的消费功能开始趋强显现，金融、贸易、通讯、运输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开始迅猛发展。城市的建设由生产功能开始向消费功能过渡。
20世纪70到90年代 社会资本模式：强调了市民参与、合作与信任，培育社会资本，才能使制度创新获得成功 21世纪 城市现代化建设：住房商品化使城市房地产业迅猛发展，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城市体系逐步复杂，服务业得到长足发展，城市产业中的科技含量提升、管理体系逐步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至今 创意阶层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意不仅改变生活，还改变城市形态和社会结构，创意阶层对城市增长发展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后 公共服务型城市：围绕生活、生产、生态、人文、社会、治理等城市品质的建设加速推进，政策侧重点由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公共服务。政府希望通过聚集人才，由人才带动创新，形成新兴产业集聚，提供工作岗位，吸引人口流入，从而实现城市发展。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场景模式：市民文化参与、消费与娱乐对城市发展有重要影响。基于市民主体性的文化艺术消费实践整合到以便利设施为导向公共产品与多样性人群等元素集合形成场景( Scenes) ，以及场景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内容。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场景（Scene）一词最早广泛运用于电影中，它指在固定的时空组合中通过事件和人物交织所构成的画面，也指在特定地点拍摄的一组连续的镜头，随后，场景也被广泛用于剧团演出中。在互联网技术广泛普及应用的时代下，场景作为一种无形的虚拟情景被当成一种传播手段，与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等多个技术融合发展，场景不仅是物理和时空的集聚，更具有一定的精神文化意义，当前社会文化进入场景传播的时代。
“场景理论”不排斥以生产和人力资本为主建立的理论，它在承认二者功能的前提下，增加了消费的维度，即从生产、人力资本和消费三者来解释城市增长发展现象。在他们看来，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原有的增长模式受到了限制，而市民文化艺术参与、消费和娱乐对城市增长发展至关重要。使一个地方变成具有吸引力的空间，不在于餐馆、酒吧、人流以及生活娱乐设施等有无或多寡，而在于这些设施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来形成特定的场景。他们对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巴黎、东京和首尔等国际大都市进行研究后发现，都市里生活娱乐设施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都市“场景”，不同的都市“场景”蕴含着特定的文化价值取向，会吸引不同群体进行文化消费和实践，从而形成创意阶层和新兴产业的聚集效应，推动城市更新转型与社会发展。
在特里•克拉克“场景理论”的著作中，将这类都市生活娱乐设施称为“舒适物”，舒适物（Amenities）一词源于经济学，与消费有关，通常是指使用或享受相关商品和服务时所带来的愉悦，是很难量化的东西。同一个工厂既可被视为一种舒适物，也可被当作一家生产公司，前者关注它在塑造当地地理景观的作用，后者关注它制造生产产品的功能。只有一个对象或物体为城市产生更多意义、创造更好的主题，才能被看作一种舒适物。
场景理论的研究体系建立在主观认识和客观结构两大体系上。客观结构由被研究区域中的舒适物构成。比如，博物馆、美术馆、体育馆、艺术中心、影院、公园等城市文化空间。主观认识体系是指场景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观，包括场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戏剧性”三个主维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细分的十五个次维度，他们为城市文化场景共同构建提供基础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解释当前人们日益复杂且分化的社会生活的价值构成。除此之外，“场景理论”还提出邻里社区、物理空间（城市基础设施）、多样性人群、前三个元素及其活动的组合、场景中孕育的文化价值5大要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城市文化发展的有机整体。场景是由各种消费实践所形成的具有符号意义的社会空间，个体在这里进行着消费实践，收获着由实践而带来的情感体验，传递着某种文化价值。
“场景理论”的提出为城市转型与发展、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公共服务的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场景理论”的建构不是简单的城市空间概念，它依托于城市空间而被赋予某种文化价值，正是这种文化价值为城市更新与转型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场景理论”的政策意义在于把那种抽象的、宏观叙事的文化议题转变为可被普通人感知、被触摸以及政策上容易被操作化的场景上来，并能够具体运用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来。

二、场景理论对中国新型文化空间建构的意义
    以研究城市发展新动力为目的的场景理论，同样契合现在中国城市发展的需要。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人口大规模流动，经济重心变化使中国的城市空间传统正急剧变化。场景理论为中国城市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基于文化消费与文化参与的视角，也为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再造提供了理论框架。
20世纪70年代，西方都市社会学家开始密切关注城市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率先提出空间生产的“三元论”：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性空间，成为当代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新范式。与西方学界侧重学理建构的研究路径不同，国内学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偏向归纳与总结，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城市空间形成及演变趋势进行研究，侧重于在城市治理制度演变过程中动态地把握城市空间结构变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单位是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动力，城市内的居民以就近工作单位的原则规划居住区，使城市逐渐形成以单位为中心的居住结构。中国城市的空间布局呈现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政治空间彼此重叠、三位一体的趋势，形成了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为辅的城市管理体制。市场经济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居民失去了对原有组织的依托，市场在居住空间重组中显现为更主要的决定力量，国家与单位两级构造所形成的城市基本结构逐渐松动。作为城市基本空间单位的单位大院逐步解体，均衡和同质的社会空间走向异质化及多元化。静态的、封闭的以单位社区为主的城市空间结构被打破，逐步走向复杂多元的城市社区。
1991年，民政部率先提出“社区制”的城市治理制度，社区制是对单位制、街居制的一种超越和重整，社区制面向全体居民，以人为本，以服务为核心，强调居民广泛和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近年来，城市建设理念进一步呈现出“整合化”与“精细化”特征。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体现出“打通”城市空间壁垒、塑造城市空间共同体的改革思路。街区制下的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基础构成， 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沟通的天然场所， 在构筑居民文化认同而非阶级与地位认同、增强城市凝聚力与向心力、提升城市软实力与文化形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承载创意经济与文化消费活动的基本载体，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及其构建同样成为中国学界的关注对象。与西方学界侧重学理建构的研究路径不同，国内学界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偏向归纳与总结，主要集中于公共文化服务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如何有机整合、公共文化空间的实践研究、路径研究和政策研究。
在我国，文化空间与公共文化服务是相互交融的统一整体。一方面，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开展需要依赖于一定的物理空间，公众需要在特定的场域实现其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获得精神享受和素养提升。另一方面，文化空间的形成、创新和再造必须有文化内容的注入，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有内涵、有吸引力的文化服务，才能保障文化空间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仍然存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滞后等问题。进入“十四五”时期，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之间的不匹配，人民的文化需求从“缺不缺、够不够”转变成“好不好、精不精”。要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关键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要从过去外延式“量”的扩张转变为内涵式“质”的提升。面对城市空间剩余越来越少的问题，文化空间需要从“量”的建设转变为“质”的提升，需要拓展和提升文化空间的内涵，创新文化服务的内容和供给，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家层面提出建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从地方经验上升到国家政策，各地也逐渐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营造作为构建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格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试点。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公共文化设施逐渐实现了“空间转向”。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深入城市的肌体，是区别于生活和工作的第三空间，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城市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更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里的公共文化空间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政府投入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如政府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科学馆和社区公园等；还有一类是以市场为主体、但提供了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如书店书房、私人美术馆和博物馆、文化沙龙、文化驿站、复合型的文化综合体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并不在于它是什么性质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场所，而在于这个空间是否提供了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和塑造了美好的城市文化精神，它是否以高品质的文化供给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等印发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等多个文件，明确提出创新打造新型文化空间的任务目标，按照规模适当、布局科学、业态多元、特色鲜明的要求，创新打造一批融合图书阅读、艺术展览、文化沙龙、轻食餐饮等服务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文化业态，营造“小而美”的公共阅读和艺术空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发展、均衡发展、开放发展和融合发展。

（本文为 “2022年度深圳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调研报告”前期理论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