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21世纪初，“创意城市”这个概念获得前所未有的拥护，成为全球各地有抱负的城市纷纷加入推动的巨大浪潮。伴随着同一时期创意产业、创意阶层等政策、理念的推出，更是形成了一阵风风火火的“创意城市运动”，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发起了“创意城市网络”项目，旨在鼓励以创意城市建设的范式推动全球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正如创意城市理念的提出者查尔斯•兰德利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所总结的：“创意城市这一概念同时引发了热烈的支持与争议” 。在全球创意城市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被西方学者所诟病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似乎是城市中再生的创意空间生产过程中一道“阴影”，为创意城市的讨论似乎带来了创意再生与士绅化之间的两难困境。
士绅化，指的是原本由城市底层居民或自由艺术家占据、使用的破败城市空间，经过创意再生后，增加了文化资本和经济价值，从而变成了都市精英才能负担的昂贵社区。历史地来看，这自然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曾客观存在的状况。然而，如果认同现代性的“反身性”是构成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性，那么在“创意”视角的自我迭代中，现实并非是一成不变，可以被某种标签所概括的静止状态。正是在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当中，“创意”以及“创意城市”的概念才具有完整的意义。不过，笼统谈论士绅化现象与创意城市治理的迭代问题，显得过于宏大而抽象。因此，将其放到一个具体的案例中进行观察、探讨，就成为创意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深圳高速的城市变迁和不断出乎意料的“自我迭代”方式总是能为城市、尤其是创意城市的研究者提供绝佳的研究案例。由于有着特殊的城市历史背景，城中村对于深圳来说是一个特殊而不可忽视的存在。深圳市政府对于城中村的官方叙事也经历了一个持续转变的过程——从曾经将其视为有碍观瞻的“毒瘤”进行大拆大建，到后来经过学者、建筑师、规划师、设计师等“创意阶层”10余年的努力，开始认识到城中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对新移民“落脚城市”的空间承载价值。深圳城市村对于城市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意义得到官方认同。因此，破除过去大拆大建的“粗放式”更新，鼓励各区因地因时而异，对城中村进行创造性的综合改造逐渐涌现出充满创意的生机（袁园，2017）。
其中，深圳福田区南园路玉田村（向东围）综合改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有趣案例。虽然媒体和官方总结的“玉田模式”似乎一目了然，是一种“长租公寓”的解决方案，但在实践的演化中，却显示出更为复杂的社会互动和空间生产机制，能够为我们的创意城市治理提供更多启示。

一、何谓“玉田模式”？
（一）玉田村创意改造的基本情况：
福田区南园街道的玉田村（经过2021年初的行政调整之后，改名为向东围），坐落于深圳两条主要的交通动脉——深南大道和滨河快速之间，与深圳第一家大型高端综合商场中心城市广场（原初由日本的西武百货经营）仅隔一条双车道的小马路——南园路。与深圳地标拓荒牛以及荔枝公园旁的小平画像都是隔着深南大道步行可达的距离。周边地铁、公交等公共设施齐全，中小学林立，拥有滨河小学、南园小学、滨河中学等公共教育机构，人口与住户都颇为密集。玉田村由于处于老深圳的核心地带，历史悠久，开发较早，业主构成和流向也颇为复杂。根据田野访谈了解到，楼房物业经过三代人的传承，要么同一栋楼房经过分家属于不同业主，要么经过开枝散叶继承到楼房物业的子孙后代已经移居中国香港或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地的海外城市。这就为物业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二手寻租的空间。不少业主为了减少回到现场处理杂务的繁琐，将整栋楼或自己的物业统一租给在深圳本地的“二房东”，再由“二房东”分租给不同的租户。据访谈了解到，这样的“二房东”为了尽可能大地榨取租差，将空间尽可能地做分隔，最极致的是在100平米的空间中竟然容纳了100个租客。由于该村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也造成了市场上供不应求的租赁现状。但居住人员过于密集，加上城中村建设时期的电线网管的老化和长期超负荷运转，就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对该现状进行改造和调整势在必行。
在福田区领导的关怀和提议下，由福田区南园街道办牵头，给玉田村的村民做城中村改造创新的思想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联络、讲解、宣传和沟通，2017年9月29日，由福田区南园街道玉田村村民所组成的深圳上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玉田分公司与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旗下的深圳万村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玉田模式”的开启。与过往的城中村改造将城中村老旧建筑完全拆除不同，此次玉田村的综合改造并不改变城中村建筑的业主权益，而是在福田区政府领导的建议之下，邀请著名房地产公司万科旗下的长租公寓品牌——“泊寓”的运营方，以玉田村为试点，加入到城中村改造的行列中来。其基本运作方式，是将原本由单个业主各自收租为阵的城中村租赁业态改造为有品牌管理和物业管理的长租公寓模式，由万村发展有限公司（后简称“万村”）将签约业主的房屋物业进行统一的重新装修、结构调整、业态规划，打造为“泊寓”品牌在城中村改造领域的一个标杆性产品。
截止签约之日，玉田村有43栋楼房的业主与万科达成了最后的合作协议。他们以每平米60元的价格将同意合作的业主的物业统一租给万村，万村收到楼后，按照泊寓的品牌风格对所有签约楼房进行基础设施的整体改造，包括：电网改造、水管改造、楼房外墙面、公共路面和个别楼房之间的建筑结构打通、加装电梯、室内统一装修、配备基本家具，另外提供付费的网络服务以及自愿选择的洗衣机租赁服务。在2021年3月，笔者走访由玉田村（改名为向东围）和周边的祠堂村所组成的泊寓上步店时，了解到改造后的泊寓单间价位有2000左右、2800左右、3200左右不等，定价与房间面积大小、采光情况、是否可用改装电梯以及是否有阳台等情况具体相关。除此之外，改造后的公寓还引入了专业的物业管理，提供公共安全、卫生保洁服务，每个月的物业管理费为150元。目前出租率为95%以上。

（二）“长租公寓”模式的背后
从以上的基本信息来看，似乎有点平平无奇，玉田村的空间治理在最表面的程度上可以很简单地理解为在区政府领导的提议下，由玉田村村民所在的股份公司与地产商达成协议，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把村民的可租赁空间统一租给地产商，经过整修翻新后，再由地产商面向市场推出房屋租赁产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万科仅仅是进行了房屋功能上的翻新，这个城中村的综合改造案例的魅力将大打折扣。
    案例所在地正处于笔者之前办公地点的附近。因此对这个案例的第一次田野考察始于一次无意的街头发现。首先是发现了一栋四层小白楼的二层出现了1200 bookshop的视觉标识，这是一家始于广州的网红书店，而且由于独特的营销方式，例如可以让读者在书店借宿，而成为一个创意书店的著名案例，然后发现书店楼下的“反正”餐厅和楼上的取舍行旅都是大众点评网上的潮流打卡地。我几乎每次去反正餐厅吃饭或喝咖啡，都能见到网红们在取景、摆拍。再后来，就是旁边的两层小白楼也作为取名为N.A.D.O的日式轻食餐厅开业了，整栋建筑无论内外都有很强的设计感和都市风格，顺手一查，原来是日本建筑师青山周平的作品。而在网络上因为售卖vintage商品和空间文化而出名的“旧物仓”也将它们的第一家深圳门店开在了泊寓。
    根据对泊寓租赁空间内所在商户和住户的访谈和田野考察，“长租公寓”背后的空间治理手段进一步显影。对于清晰认知到中国房地产市场从增量扩张到存量运营阶段转型的万科来说，玉田村的改造是他们开始尝试运营存量地产转型的尝试。可是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万科并没有经验，但是万科有资源和眼界，他们引入了在之前在上海合作过的从事城市空间运营的专业团队——“Assbook设计食堂”。Assbook设计食堂是一个在建筑文化圈中颇有影响的自媒体（本人恰好还关注过），创始人尤扬是深圳人，事业开创在上海。除了运营设计食堂的公众号，尤扬还从2017年开始发起了“城事设计节”，并参与了上海愚园路、新华路的街区更新，因此在这之前已经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城市街区和社区更新理念和实践经验，以及沪深两地广泛的设计师社群的人脉。
    2018年的“城事设计节”在深圳举办，由万科作为主要的活动共建方/赞助方。其中，玉田村就是一个以“美好玉田”命名的重要的活动分展场。此活动为玉田村空间形象的转型起到了暖场作用。不仅请来了青山周平改造此区域的独栋空间，而且在公共空间里设计了“城市士多”的快闪点，与社区居民进行沟通和交流。另外还邀请了八组艺术家、建筑师团队在社区不同角落设计艺术装置作品，来改造城中村原本单调、枯燥的空间氛围。通过此公共文化活动，玉田村吸引了建筑设计圈内的注目，一时成为城中圈内的文化焦点。
     “城事设计节”一方面在城市社区空间的现场进行着创意介入的改造实践，一方面在城市的室内空间举办论坛，邀请国际先发地区的城市空间治理能人来交并邀请了在日本社区创生领域拥有多年深耕经验的木下齐和马场正尊，以及来自台北、深耕都市营造领域25年的周育如。这个部分看似与玉田村改造没有关系，但邀请的嘉宾的观点恰恰是“设计食堂”原本就认同并在后续的玉田村改造实践中的理念。嘉宾中的木下齐是一个不仅有很多实践案例还有多本著作出版的著名人物，包括：《地方创生：小型城镇、商店街、返乡青年的创业10铁则》、《社区营造经营力养成讲座》。他最有影响的观点或者说最擅长的是以“企业经营”的观点从事地区振兴、公益创业，并提出了“没有达到营利目标就不算是地方活化”的主张。秉持着唯有通过有营利的“企业经营”才能使社区活化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理念，木下齐在诸多成功尝试之后，成立了自己的熊本城东股份公司，对当地空屋进行改造，借由高毛利入驻新店提升营业额、美化不动产的道路环境，进而提升地区整体的资产价值。
    在玉田村综合改造的这个案例中，万科将城中村房屋的改造为长租公寓，并以刚落脚深圳的年轻人为目标客群，这意味着租金收益在租赁成本、改造成本和市场可接受度的几重限定下，是有限的。如何使得该此类城中村改造模式变得可持续并保持一定的经营利润，是开发商需要考虑的核心两难问题。高毛利的商业空间的配比，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在设计食堂介入的方案策划中，带文化属性的网红餐饮以及文化商业业态成为最终的调性选择。据访谈调研所知，旧物仓、反正餐厅、1200 bookshop、籽舍都是尤扬以自己和朋友的创意网络为资源，分别从珠海、厦门、广州、以及深圳宝安区引入到玉田村改造后的泊寓租赁物业中的优质商家，他们原本就有自己的文化格调和网红属性，拥有自己的网络粉丝和品牌辨识度、文化影响力，在这些品牌的带动下，以做黑胶和经典CD唱片、高端耳机、音乐播放器为主要业态、在音乐文化运营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声音图书馆也将他们的深圳首店放在玉田村的泊寓，参与了玉田街区商业业态策划的品牌策划人麦田甚至自己也参与创业，在玉田村开设了精酿啤酒选品店Aak Shau。而由网红建筑师青山周平设计的独栋小楼则被拥有丰富的网红餐饮创业经验的团队看中，在此开设了一家集饮品、日式轻食和酒吧为一体的集合店N.A.D.O。玉田村因为这些店面的存在而不断吸引着新鲜的客流，为街区注入了多样化、流动性的活力。

（三）“看不见”的网络
    开发商在引入了专业的社区营造建筑师设计团队和先进的社区更新理念之后，同时考量着它们的投入产出比。据了解，原本专业团队的规划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社区商业形态，但由于万科团队在管理人事上的变动，加上疫情因素，并未将原初的计划完全实现。
    不过第三轮的亲身泡田野，却又有更有趣的体验和发现。在对声音图书馆的店长高峰的访谈中，对籽舍合伙人陈屿的访谈中，对握手精酿啤酒店的店长Yo醤的访谈中，他们都非常热切地谈到了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喜爱，无论是音乐文化还是植物种植分享、还是精酿啤酒文化，他们都由衷地散发出一种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与他人分享的强烈愿望和热情。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熟识，不时地相互串门（分享上报的喜讯或者一起抽烟），在重大节庆日共同举办联名活动，创造街区的文化氛围。Yo醤说起在她的小店，单身青年为多，但客人们都很容易就打成一片，有的在她的鼓励、撮合下甚至还发展成恋人关系并最后结婚的，陈屿也谈到他们针对社区举办的种植物比赛活动也受到这个社区有孩子家庭的追捧，而为新年策划的派对门票、开业纪念日门票往往都卖爆，甚至有本市较远的地区客人为参加新年跨年特意在附近租一间酒店住。他的解释是，现在市面上大众化的娱乐活动太同质化了，已经没什么新意了，所以一旦有创意的庆典活动一旦推出，就很受市场欢迎，而且往往是住得比较远的其他区的青年更踊跃；高峰也谈到来声音图书馆打卡的往往是其他区域的、甚至是省内其他城市的，慕名前来，因为店内设计就是让顾客有很好的音乐体验，而不是堆满了商品，不仅针对不同年代的商品有选品，而且提供舒适的视听区域，采用自家售卖的高端耳机，不断推介更新不同的音乐类型和音乐背后的文化分享，这是他们早年在网络上就积累的口碑和知名度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力。
    因为这些文化创业的店家本身对各自经营的文化的热爱，他们相互之间逐渐发展出一种创意社群的网络，这种无形的网络因为空间的聚集而产生，同时又以一种自发联合的自治理方式，反射到空间的无形治理中——不断在日常、文化节庆中生产出原本没有可能产生的联结、关系、互动和文化活动事件。

二、创意城市的两难：士绅化与创意治理
（一）、“士绅化”概念的发展
    回到之前我所提出的“士绅化”还是“创意治理”的两难问题。“士绅化”的批评是国际创意城市研究文献中最常见的批评声音，往往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相连，有不少学者认为创意城市政策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加剧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城市空间权力上分配的不公。梳理士绅化的文献，gentrification一词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于1964年提出。二战后，随着英美国家相对单一的郊区化居住形式与文化氛围被新生一代的中产阶级所厌倦，回归市中心成为一种潮流，Glass用这个词来描绘当时伦敦内城出现的中产阶层取代工人阶层居民的城市社区变迁过程（Glass，1964）；美国的Neil Smith则将传统的士绅化过程定义为中产阶级置业者、土地所有者与职业地产开发商对于工人阶级居住邻里进行占有和取代的过程（Smith，1982）。有部分学者认为士绅化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无关紧要的现象（Berry， 1985），但不少学者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的持续研究已将其推向当代城市更新研究的前沿课题（Hamnett，1991； Smith， 2002）。传统的士绅化研究只关注当地甚至局限于单个社区邻里的变化，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士绅化与全球化的影响的关系，以及城市空间秩序的重构等问题（Fainstein, 等，1992; Marcuse, 等，2000）。因此士绅化研究朝向广义化发展，哈维认为广义的士绅化研究反映了资本积累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构等更广泛的变化（Harvey，1989）；而从空间分布和发生场所上看，有学者认为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绅士化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Atkinson，等，2005），甚至已经成了“全球城市”的标签（Sassen, 1991）。
    除了在研究范围上的士绅化研究泛化之外，在解释观点上，也存在两个主要立场方的争论，一个是以David Ley为代表的从强调文化、消费偏好和消费需求方出发的“消费方的解释”，一个是以Neil Smith为代表的强调资本、阶级、空间生产供应方的出发的“供应方的解释”。前者认为士绅化现象是在后工业社会时代背景下自然产生，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中产阶层自身的文化导向、消费需求（Ley， 1980，1981，1986），而后者认为士绅化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而非文化，不是单独消费者的文化倾向极其消费选择所引起的，而是与资本的流动联系在一起的（Smith，1979）。随着研究的发展，不少学者提出应对两种观点进行综合和互补，随着全球资本的融入和全球人力资源流动的加剧，日益复杂化的士绅化现象用单一的和线性的解释都无法生效。因此，进入2000后，有学者呼吁，要在士绅化研究中特别重视时间性和文本性，以理解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背景下的士绅化现象（Lees, 2000）。
    对士绅化在社会空间生产上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者们也是褒贬不一。虽然士绅化最初作为一个中性词汇，描述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变迁过程在城市空间上带来的变化，但大量负面影响所带来的诟病也使得这个术语越来越带有批判意涵。以Smith为代表的、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认为士绅化虽然美化了城市景观，在带来局部地区经济复兴、地方政府税收增加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阶级替代也催生了更多的城市贫困、流浪汉、阶层不公乃至社会冲突。但也有学者认为士绅化是一种城市文化和价值取向趋向包容和多元化的解放运动（Caulfield， 1994），甚至能够促进良性的社会混合（Butler，等，2008； Duany， 2001； Freeman， 2006）。
    回顾士绅化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士绅化现象首先是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变化过程，其背景可以追究到全球经济的演变和互动影响，而其产生的影响也是喜忧参半。因此，这个术语有其特定的研究背景、理论框架和要回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其负面评价的主要动因来自于学者们对城市中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因此，笼统地评判一个空间生产的后果是不是士绅化现象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有利有弊的影响很难促进制度的实际变迁。士绅化过往的研究历史和研究成果应该视为我们当下城市治理的一个考量参数，并在具体的案例的实践和研究中通过“士绅化”的反思来获得某种“自反性”的应对策略，并促进新的相关治理机制的形成，才能对现实社会的演进产生真实的作用。

（二）、创意治理如何可能？
   治理之所以被命名为“创意”的，意味着它是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况而采取的符合具体情况的治理方式，因此很难从源头上将其本质化。当这也并不意味着创意治理或者创意城市的概念提倡没有意义。正如“士绅化”研究的文献回顾所呈现的，原有的思维系统和理论框架过于笼统而很难因应现实中处于范式转型和对象不确定的实践需求。新世纪以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在全球的勃兴，绝不是在产业分类学的意义上新增了一个“创意产业”或“文化产业”产业的分类，而是意味着一种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转型（Lampel，2016.20）。而在转型的过程之中，“创意”叙事被政府、学界、媒体、大众广泛关注、认同也绝不像某些学者所批判的仅仅是一种简单天真的“一切都是玫瑰色的”叙事 ，它有很多方面的价值，是一种对新价值生产机制的概括，但在基本的意义上，标示了一种难以一概而论、难以化约的复杂性系统在成为新的思考范式。在《复杂治理》一书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聘教授罗家德提出：
    “复杂系统视角要对抗的是学界过去形成的一种学术典范，以至于也成了很多人的思维典范，叫做‘化约主义’，也就是还原论……还原论试图通过不断地切割对象，来找到支配实物构成与规律的终极法则。而复杂系统视角则力图打破这样的思维，以系统作为研究的对象，创立新的理论框架体系和研究范式，应用新的思维模式来理解世界带给我们的问题。”
    借用复杂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当代城市的都市更新，原来的治理方式（大拆大建）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新的受到实践和理论检验的治理制度又尚未出台，这一切的过程都是在不断摸索和“迭代”的创意过程中，在实践中经历具体演化的。因此，对多样的、具体的演化案例进行反复的田野调查和多主体身份的质性访谈就是一个重要而不可回避的研究方法。
    回到玉田村改造的案例，从以上几轮的田野调查中，我们会发现玉田村的综合改造极其效果在其表面空间形式的变化背后，其实含纳了好几个层面的治理实践：第一个层面，是区政府层面，引进房地产商，以“长租公寓”形式来改造城中村老、破、旧的现状的一个“创想”实践；第二个层面，是房地产商在现有国内房地产发展增量放缓的局面下，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城市存量空间更新、空间运营的转向，借助具有城市社区空间品牌运营经验的建筑文化团队的专业策划，来运营带有创意特色的街区空间；第三个层面，是经由空间运营专业团队以“策划式”/“策展式”技术，借由创意网络的关系资源和可辨识的文化品牌的“文化资本”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创意空间的聚集，在“邻近性”的因素影响下，这些文化创业者们不仅本身就成为这个社区的日常性的组成成员，而且自发地形成特殊的网络合作关系，本着品牌推广、品牌互利和社区营造的共同诉求，通过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动，介入到社区空间的文化生产，加强了与社区居民的互动联系和文化传播，进而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空间治理。这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和空间集聚所发生的“可持续”的文化生产，既服务于社区居民，又借由网络媒介的传播而服务于整座城市的文化消费者以及慕名前来打卡的文化旅游者。
     这三个层面的治理在不同的层面由不同的主体参与，进而在空间治理的角度来看，组成了一个多层级的复杂治理系统。其中尤其以第三层治理所涉及的网络治理（自治理）最容易被忽视，甚至在刻板印象的影响下很容易被批评为“士绅化”的表现。而事实上，我们所说的当代的、活的、年轻人的都市文化恰恰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得以持续生产。这种文化强调对专业（音乐、植物、精酿啤酒、建筑设计等）本身的爱好和借由活动来达成的专业知识的传播，强调与志同道合者的联结，强调社区的凝聚力，强调在地的特色。这些观念在这些店家/文化生产者、传播者之间共同分享，既为社区服务，又为他们在网络上形成的粉丝群体提供了现实交流的“联络点”。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85）借用了卡尔•波兰尼的“镶嵌”概念(Polanyi, 1992)，发展了哈里森•怀特的“社会网理论”(White, 1970)，并创立了“新经济社会学”。他强调经济行动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并指出，网络或自组织作为第三种治理模式，能够补充层级和市场的不足，提供更具创造力的系统活力。而在玉田村的这个城中村综合治理案例中，正是来自政治体系层级系统的第一层治理，与来自市场运作机制的第二层治理，再加上经由特定文化逻辑和社区定位而策划的创意聚集群落日常所开展的网络化的自治理，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视角的创意治理实践。
   
三、小结
本研究以一个具体案例的质性研究，探索了创意城市语境下，城市更新过程中，城中村这一类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和在地文化的再生产是如何完成的。通过三轮不同认知程度的实地考察、参与式观察和访谈，该研究对玉田村长租公寓模式背后，与之同步运营的文化生产机制和治理方式进行了深度挖掘，发现该城中村更新案例中，在政府、民营房地产企业、村民、专业性的空间运营团队、个体的文化创业品牌/创业者、市民/消费者/文化游客、知名媒体等多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复杂治理的系统。尤其是对第三个层面“自治理”网络的显影，呼应了格兰诺维特借由“镶嵌”理论发展的网络式治理，进而提出在当今复杂系统思维的研究范式转型下，“创意城市”概念以鼓励创新、实验、迭代的内涵顺应了这个发展趋势，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而“士绅化”的概念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是传统“化约主义”思维框架内产生的概念，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原本带有的为社会弱势群体发声的价值诉求却在学者们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喜忧参半的结论中显得过于宽泛，失去了具体的批判的焦点和指导实践的行动力。
因此，本研究的结论是，创意城市在深化研究的进程中，通过复杂治理体系的视角，在一个具体的层面上回应“士绅化”概念所提出的问题和社会挑战，并将其融入到找出特定解决方案的创意治理体系的实验、实践中。空间生产和消费、文化经济生产和消费的创意管理研究应当在复杂系统视角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反思过往的若干概念和研究范式，意识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以综合性、多样性的研究方法达成相应的研究目标。
    本研究通过对玉田村综合改造的“玉田模式”的案例分析，指出了该模式背后具体各个层面的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的，不仅仅提供了城中村更新的空间生产的创新案例，更揭示了与空间生产相伴的文化生产是如何在市场和自组织网络这两个不同层面上运行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都市在创意经济的范式转型下，文化生产和消费与空间生产有意识结合后产生的多重意涵，它既是经济的、又是社交的；既是线下的、又是线上的；既是在地的、又是跨域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重组中，本研究可为未来城市的空间和文化生产的组织方式提供借鉴。
不过，在案例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本研究还有未尽之处，虽有对泊寓工作人员的随机访谈，但是缺少对万村或万科相关管理层的质性访谈；虽有对南园街道相关政府干部的深度访谈，但是缺少对福田区政府相关部门管理层的访谈。因此，研究发现主要集中在治理系统中第三层“自治理”的发现上，而对复杂治理体系之间相互如何配合、影响、协作的发现还不足。其次，作为单一案例研究，难以通过多案例比较、归纳形成具体治理框架的提炼。作为深圳城中村改造研究序列的一部分，本研究案例还需要在未来与深圳更多的创新案例或者其他区域的案例进行深化的比较分析，以期能在范式转型的试验场中，通过系统性的质性研究，为相关领域整体制度创新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袁园：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