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存在着纽约、巴黎、伦敦、罗马、东京、北京等众多国际性都市，城市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因此而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城市的典范。实际上，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历史上就有城市文明叫交流促进城市发展的许多案例，它们是中国历代经验的典型代表，例如汉时长安、曹魏邺城、隋唐长安、宋元东京、大都，明清南京、北京等。可是古代城市的对外文明交流并不是今天学界研究的重点，往往会忽略古代城市对外交流曾经的辉煌。在今天看来，中国古代时期城市交流的经验是城市发展史上的文明典范，对当下的城市发展仍然有至关重要的借鉴作用，以史为鉴，创新发展，不仅可以为古代文明交流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也为现今提供丰富的历史以资鉴别。那么，在今天“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把握时代精神，重新回顾历史，适应和塑造新的时代精神，总结与梳理中国古代至近代史上城市的文明交流史成为非常必要的研究。

第一节 中国古代至近代文明交流的典范城市及其特点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出现了成熟而文明的城市，在世界古代城市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整个人类世界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每个城市出现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与当时的国内外的社会环境以及当局政治、文化政策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也因此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本节按照时间的顺序，选取了中国古代至近代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文明典范城市，它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具自身特点，希望从不同的角度，以点代面地展示其文明交流的状况，并总结其文明交流的特点，以达到一叶知秋的意义。

汉魏洛阳。汉魏洛阳是中国古代都城文明交流史上的典范城市，它曾是九朝古都，时间长达540多年，位于中原腹地，占据着“天下之中”，不仅跨越东西方陆上丝绸之路，也跨越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是水路与陆路交通的枢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这些因素都是洛阳成为重要的对文明交流城市的条件。从今天的考古来看，洛阳曾经留下的珍贵历史遗迹和物品，铜驼街遗址、辟雍碑、波斯风格陶盏、陶骆驼、胡俑等，都在反映着当时对外交流的盛况。洛阳相对于其他对外交流的典范城市，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洛阳佛教对外交流活动比较盛行。应该可以说，汉魏洛阳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兴衰，它是佛教最早的传入地，吸收了外来宗教的影响和演变，同时也输出了自己的佛教文化。在汉魏时期，经济发达，对外政策开放多元，不仅许多外来的高僧来到洛阳，也有许多本地的僧人西行求法，推动佛教的发展。从重要的佛教交流的历史事件以及社会重要影的角度，可以看到汉魏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的枢纽地位。

汉魏洛阳区域内发生了许多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也有外来高僧来到洛阳传法。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神龟元年，即518年，僧人惠生和宋云前作为使者，在灵太后的派遣下，西行求法。当时他们就是从洛阳出发，僧人宋云前本身还是地道的洛阳人，“他们带着皇太后敕付的五色百尺幡千个，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个，作为赠送西域佛寺的礼物，从洛阳出发，经由青海、新疆、到达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几个古国，他们历尽艰险，耗时近三年，取回佛经一百七十部”。 与之相对的是，当时也有外来高僧来到洛阳传播佛法，有两位最早来到中国传法的高僧，他们的墓地就在今天洛阳白马寺中，被称为“二僧墓”，在他们俩之后，还有来自印度、安息、大月支的高僧也来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以及主持佛经翻译事宜。洛阳一度成为佛教盛行的地区，不仅是僧人传播佛法，在洛阳居住的王公贵族、平民百姓，也参与佛法活动，也是中国佛寺和僧民最集中的区域，洛阳也因此被外国人称为“佛都”。汉魏时期洛阳的对外交流活动，以思想积极开放的态度，推动了佛教文化的交流，也为洛阳城市本身赢得了荣誉，这座城市为佛教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成为对外交流史上的典范城市。

隋唐长安。隋唐时期的长安不仅仅是作为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城市，人口曾经一度超过百万，用地规模也是当时世界最大，是世界古代文明的灿烂篇章，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与城市。实际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对外交流开始于秦朝及两汉时期，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到明清时期开始逐渐衰落。那么，隋唐时期的长安则是中国对外交流上的重要城市，有着重要的地位，当时的长安城，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行列，逾千年之久。那么，问题是在当时的农业社会，为何出现了长安城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分析原因，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经济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是与长安城的对外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

隋唐长安是当时的国际化都市，对外文化交流表现在各个方面。这个对外文化交流是双向奔赴的行为，而不是单方面的，长安城不仅向外输出自己特有的文化，同时也向内输入其他国家和城市的文化。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对城市之间的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古代长安城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是文化传入的终点，又是文化输出的起点，是中外文化的汇聚之地。由于“丝绸之路畅通，中亚西亚的使节、客商往来不绝，也传入一些宗教，如现保存在碑林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景教（也称袄教）的传入。日本曾派了大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来长安，又从长安引进了先进文化，至今日本还保存着唐代的许多乐器、祭器等实物，还有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法隆寺塔”， 长安城市是当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城中住着许多中亚西亚人，其中以波斯人最多，今天的考古在长安城的西市原址上出土了许多波斯人的金银币。这些都是长安城当时对外交流的重要证据。因此可以说，交通首先为交流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交往的范围首先是从邻国开始的，并逐渐呈现出向外扩大的趋势，另外交流的内容表现在宗教、音乐、建筑、舞蹈、文化等各个方面，包含的范围比较广，从而可以看出，隋唐长安有足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些特点是长安城成为世界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城市的重要原因。

宋元泉州。泉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并不是作为都城而存在，但是作为沿海港口城市，它的存在意义重大。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泉州在历史上的对外交流，使得泉州一度成为重要的沿海港口城市，虽然后来逐渐衰落下去，但是曾经的辉煌足够总结经验，以资借鉴。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历史上沿海城市却并不是都非常活跃与发达。宋元时期的泉州却在对外文化交流和对外贸易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当时历史上一个国际性的沿海港口城市——刺桐港，这是历史上泉州的名字。“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泉州是可以与埃及亚历山大港比美的国际性港口城市”。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经非常繁华——“千帆竞发刺桐港”，记录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海上交通的情况。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泉州作为对外文化、贸易交流的门户，是经过五代时期而稳定起来，为宋元时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宋时期泉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大港，在元时期成为东方世界的第一大港。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泉州人有一种开放包容、勇于冒险的人文性格特征，敢于积极地去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可以说，海洋性是泉州对外文化、贸易交流的特点，这是与内陆城市长安的不同之处。某种意义上，大陆性意味着固守一方、画地为牢，而海洋性却意味着拼搏、冒险、开放、包容这些宝贵的精神品格。泉州作为贸易港口城市开拓了国内外的市场，通过这一贸易大港，国内外的商业、文化交流在此聚集、疏散。所以，泉州港的海洋性与开拓性成就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1982年，泉州入选为我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仍然影响着如今的泉州港。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建立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落户泉州。2013年，泉州当选为中国唯一的“东亚文化之都”。这些都与泉州在历史上重要对外交流的地位有关。这是历史留给泉州的重要文化遗产。泉州，从古代到现代，无一不在展示着它海洋性与开拓性的开放精神，是中国众多城市中海洋文化性格最为鲜明的城市之一，在对外交流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具有了自身独特的文化性格。

南宋临安。临安即今天杭州，南宋杭州的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移民文化上，这是杭州城在文化交流上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在两宋交替的时期，中原人大规模地迁移到杭州城内，使得北方文化风俗习惯进入南方，南北方文化在杭州城内发酵，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移民文化。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原文化对南宋杭州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从移民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座对外交流城市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视野。

两宋之间，即北宋宣告灭亡之时，赵构即位，改元建炎，称为南宋。南宋大批王室、贵族、工商业者与平民南渡到杭州，这次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被成为“建炎南渡”。“建炎南渡”的结果是，不仅给杭州城带来很大的社会生活的改变，同时给整个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因此可以说，时代变迁，都城迁移，人口移民都成为城市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今天杭州城的形成，这些因素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移民文化对杭州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饮食文化上的改变。民以食为天，迁移到杭州的移民带来了他们的北方食物。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南方人以稻米为主；北方人喜牛羊肉，南方人则喜海鲜。从中原迁移过去的庖厨在杭州城中逐渐被当地的居民所接受，同时，杭州本土的风味也受到了中原人的接纳。实际上，中原饮食进入杭州，进入江南地区，不仅是中原人对故土的怀念，也是杭州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这两种心理文化元素的原因，使得中原饮食在江南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北方饮食文化与南方饮食文化相互交融，丰富和提高了杭州城的饮食文化生活品位。因此，有记载，“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盒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食味亦不敢草率也”。其次表现在文化娱乐上。除了物质文明的传播，例如饮食文化，精神文明也随之传播。北宋东京城的文化娱乐活动传到了杭州城，在杭州城内得到继承和发展。这是城市之间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北宋时期，东京城里有非常流行说唱艺术，随着南宋的建立，这种艺术文化形式也被带到了杭州，并在杭州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因此有大批艺人从旧城东京来到杭州，不仅自身谋生得到了解决，同时丰富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生活。另外还表现在节日习俗上，节日习俗在当时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地方性。中原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到江南，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节日习俗。在今天看来，重要的文化节日有除夕、上元节、七夕、重阳节等，这曾经都是北宋重要的节日，在南宋杭州逐渐流传开来，而这些习俗“率多东都之遗风焉”。

因此可以看出，因为移民文化的原因，北宋东京城的中原文化对南宋杭州的江南文化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影响，虽然杭州对中原文化也有一定的排斥，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吸收接纳大于排斥，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扬与改进。这也是城市之间的对外交流的良好例证。

元朝大都。元朝大都，今天北京，此段时间大都城内呈现出文化多元与文化交流的局面，表现在大都人以穿高丽服饰、说高丽语言、使用高丽生活用品为时尚，一时间，在大都城内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股“高丽风”。从大都当时的流行的服饰、语言、生活用品上，可以看出大都城与高丽王朝之间文化交流的频繁。

高丽王朝在忽必烈时期与元朝交好，这令忽必烈十分开心，并制定了外交政策来维护与高丽王朝的关系，这一点是大都城内盛行“高丽风”的重要因素。元朝实行的是开放政策，这样可以使得高丽与元朝文化交流的成为可能，并得到保护。据说当时的高丽人也可以参加元朝科举考试，即使没有合格，元朝也会授予其官职，这样高丽人就可以留在中国，在大都城内工作和生活，并且繁衍后代，世代人都留在大都，不再回国。留在大都城的高丽人不可避免地将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带给大都人，大都的文化风俗也不能不影响到前来居住的高丽人，两者在文化交流上深入而频繁地发生，将大都城打造成为多民族文化共同繁荣的局面。除此之外，两国的海路贸易也很频繁，在交流过程中，元朝政府的许多政策偏向于高丽王朝，令他们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甚至在天灾人祸之时，元朝政府还给与赈济，因此两国人民关系更加交好和融洽，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习俗逐渐地相互渗透，形成水乳交融的局面，如此说来，就不能不理解“高丽风”在大都城内流行的原因。

在此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种制度，因为它为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贡女制度的实行。实际上，在两国的交往中，就已经有高丽向元朝供奉女人的制度。贡女制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独特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它为两国的交往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许多高丽女性以贡女的身份来到大都，她们不是简单的女子，而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此她们活跃在大都城内的各个活动场所，受到当时元朝各个阶层的追捧和尊重，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当时的大都城以穿着高丽人的服饰为时尚，所以高丽文化在大都城人流行起来。

与贡女制度有关的一个女性人物非常重要，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一名北魏的高丽贡女一步步成长为元朝顺帝皇后，拥有话语权的她的影响力关系到了元朝的政治与社会风俗。她引导和推动了穿高丽服饰的时尚新潮流。不仅如此，她还非常具有政治头脑，关心百姓的疾苦，在民间也捕获了一大批自己的“粉丝”。与来到大都的贡女一起推动高丽服饰在元朝的流行，大都城内的上上下下，不仅王公贵族，还是黎民百姓，都受到高丽服饰文化的影响，争相追逐潮流，活跃了整个大都城的文化氛围，这不得不说对外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民国上海。上海是一座国际性都市，实际上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谈上海的对外交流。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在此，选择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来谈上海的对外交流。2016年，随着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园，世界各地的游客疯狂地进入到上海迪士尼乐园。那么这就提供了一个重新谈论迪士尼文化进入上海的机缘。迪士尼最早进入上海的舞台，还要从民国说起，上海是在1930年代最早接纳迪士尼文化的。这种跨文化领域的传播，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会成功呢？从广义上说，这是因为上海具备了开放的城市品格，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大都市，为接纳外来文化提供了精神上的保障。具体来说，上海有着广阔的文化市场，即消费市场。上海当时已经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城市，是一座时尚之都，对外来文化的输入有自己强大吸纳的舞台。应该说，迪士尼在上海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基于平等意义上的传播，是没有文化霸权的传播，是城市之间平等的文化交流，也在此实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共赢。

20世纪30年代，迪士尼在上海是以电影的形式传播，它是今天迪士尼乐园在上海开园的最早、最基础性的准备。迪士尼动画片在上海的登陆，是民国时期上海的重要文化现象，它不仅让上海人领略了异域的文化，同时催生了国产动画片的诞生与发展。当时的上海人，以看电影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看电影中的动画片，更是一种时尚的消费理念。这个时期，是上海电影院发展的黄金时期。上海成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因为当时上海的大众媒介发展得也很好，所以对迪士尼动画的传播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报刊、杂志上的电影专栏、电影杂志与电影相得益彰。因为迪士尼动画片的新奇魅力，也使得它在上海能够迅速传播开来，这是迪士尼动画片自身所有的优势，它的影视风格、电影形象、电影技术都有开创性，这是上海在之前所没有的文化产品。从上海的社会文化历史上来看，上海经历了政治环境的变化，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迪士尼仍然能够在上海传播开来，不仅是因为西方文化单纯影响东方文化，同时也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承接与吸纳，而上海这座城市成为接纳外来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明交流的经典表现及影响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举世闻名的对外文明交流的典范，例如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班超重新打通中断六十年之久的丝绸之路，郑和七次下西洋，玄奘西游取经，鉴真东渡等等，这些典故早已被人们耳熟能详，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现今，中国在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建设，那么，重新梳理和回顾古代对外交流的典范，可以唤起历史的记忆，以经典历史事件为点，从而以点带面地勾连起历史的脉络，对今天中国对外交流“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会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西汉时期，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从古都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翻越帕米尔高原，直到地中海沿岸，长达七千多公里。古代丝绸之路上分布和连接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它们因为丝绸之路的开拓或中断，也同样受到相应的发展或影响。丝绸之路沿线上分布着世界级的大城市，如长安、楼兰、高昌、尼雅、敦煌等等。古代长安、敦煌是相当于今天纽约、巴黎一样的国际性大都市，许多外国人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学习、工作、生活、经商、做官，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人士，居住在国际性都市里。由于丝绸之路的畅达，东西方文化得以交融，创造出丝绸之路沿线上敦煌这样的文化奇迹，敦煌至今都是影响世界文明的重要城市之一。公元前121年，汉朝还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四郡，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些郡后来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对外交流城市。

就客观条件形成的目的而言，古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观目的存在着差异。汉武帝当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是希望扫除匈奴对西汉政权的侵扰，采取军事行动，实现和平统一的局面。由此可见，军事的动因也可能成为城市间文明互鉴的基础条件。今天“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在中国国力强盛时期，是为加强与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历史选择，是构建全方位的战略举措，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目标是为实现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那么，历史上曾经的丝绸之路为今天的“一带一路”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是“一带一路”的历史源流和精神前提。张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外交家、旅行家、地理学家、商贸家，他作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为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的文化连接，以及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文化连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骞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是大国外交家的卓越风范，从西域带回来的各个领域的信息，提出了建设性和战略性的建议，大多被汉武帝采纳，对汉朝的兴盛以及城市间的互通有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今天看来，统治者汉武帝和外交家张骞都表现出了前瞻性的眼光、开拓性的视野和探索世界的决心，他们都是大国外交的杰出领袖。正是汉武帝要击败匈奴的军事上战略需求，才有了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二者一起可谓是珠联璧合，所以，历史学者田孟礼说，“没有张骞的出使西域就不可能有汉武帝的开疆战略；汉武帝的开疆实施，必须要有张骞这样掌握西域文化的开拓者”。

在今天来分析，张骞出使西域采用的是政治外交手段，即利用远交近攻的方法来攻打匈奴，联合大月氏和西域可以联合的各个国家，尽可能地争取同盟的力量，以用兵的手段，共同联合抗击匈奴。同时，还使用军政一体的方式来加强对丝绸之路西域各个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这个做法保证了稳定可控的局面，也平衡和协调了西域地区各个国家的复杂的关系。另外，汉武帝还采取了移民的政策来稳定对边防的控制，兵士守卫的同时，也屯田种地，据记载，汉武帝曾一次性移民到边境70万人口，对抗击匈奴提供了物质和人力上的准备。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在丝绸之路开辟的前提下进行的。

到了东汉时期，丝绸之路已经中断了六十年之久，班超重新出使西域，打通中断了的丝绸之路，以至于西域大部分地区与东汉朝廷又恢复了良好的关系。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的通道，也是精神的通道。在物质意义上，加强了与西域各个地区的联系，而且有利于对匈奴的控制；丝绸之路的开辟，加强了与各个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为东西方商品的交换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丝绸之路上奔走的世界各国的商人、使者，使得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走向世界各地。同时，外国的科学技术及文化也来到了中国，并进行了本土化的转化，拿来所用。更重要的是，丝绸之路带来的精神意义，这种精神意义直到今天还具有文化符号的作用。当时社会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这种文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达传播到世界各地，加速了各个地区的文明建设，与此同时，各个地区的精神文明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地区，例如，西方国家的宗教也从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原地区，成为当地人的信仰。这种冒险开拓的精神，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精神信仰，东西内外不断文化交融，成就了我们今天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也成就了今天多元化的世界文明。一条丝绸之路的开辟，带来的意义重大而深远。

在当今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宏伟愿景下，郑和的七下西洋与张骞出使西域一样，也为世界提供了文明互鉴的历史意义，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方案的具体体现。2014年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讲话：“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 那么，重新回顾和梳理郑和的七下西洋，对今天的文明互鉴有积极的作用。

从明朝永乐三年，即1405年，至宣德八年，即1433年，这期间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这首先是15世纪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和巅峰。另外，郑和七下西洋，到达的亚欧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充分的经济、贸易、文化的交流，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郑和下西洋所秉承的精神是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所到之处，播撒的都是友好和善意的种子，实现的是中华民族一直秉承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精神。在今天看来，这始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精神，早在六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也是我们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精神依托，为全球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实现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所以会得到沿线各个国家的支持。

郑和下西洋的中国经验值得总结和思考。郑和下西洋可以总结出它的特点和实质。首先，郑和下西洋本身就有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郑和率领的官兵有27000人，船只也多达200艘以上，其中还有技术先进的宝船，显示了当时明朝政府国力的殷实，以及与世界发生友好联系的决心。据说，郑和下西洋的规模，远远地超过了大航海时代的哥伦布、麦哲伦等船队的规模。不仅如此，郑和所到达的地域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简单说来是到达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当初从南京出发，途径江苏、福建一带，直到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到达了国家和地区有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最远达到东非和红海。郑和所到之处，都会进行贸易交换，这其中包括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三种形式。每一种形式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弱点，朝贡贸易以赠送的方式与沿途各个国家交往，造成了国力经济的一定损失，但是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在其中又起到了平衡的作用。这是和郑和下西洋所秉承的理念分不开的，这是一场和平之旅，结交世界各国，输入友好和文明。为世界各国带去了中华华夏文明，将中国文明成果传入所到国家何地区，同时，也带回了其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其次，郑和下西洋不仅自身有强大的影响力，对所到之国的影响也非常大。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沿线各个国家的交往，郑和所到的古浡泥王国的国王就率领团队进行了回访，得到了明成祖的热烈欢迎。巧合的是，古浡泥王国的国王当时染上了重疾去世，尊重古浡泥王国的国王的遗愿，明成祖为其厚葬在都城南京。对古浡泥王国的礼遇，被传播开来，有许多国家纷纷来到南京，进行友好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也推动了民间的交流，郑和七下西洋，推动了民间贸易的交流，造福了民间，所以就推进了民间感情的交流，郑和也受到了沿线各个国家的百姓的爱戴。另外，郑和下七下西洋，都是从南京出发，那么这个当时的都城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为今天弘扬天下大同的思想提供了珍贵而丰富的史料。在今天仍然值得提到的有南京的宝船厂、静海寺、天妃宫、古浡泥王国的国王墓、郑和墓等等。南京宝船厂遗址是目前保存面积最大的古代船厂遗址，明朝时期，南京是首都，中央政府调动了一切财力、物力与人力来修建造船厂，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物质技术上的保障。郑和墓也在今天的南京，那是他下西洋的起点，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与外交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墓地至今被人们所景仰和拜谒。

    那么，郑和七下西洋的丰功伟绩任凭时间的逝去，也不能从中抹去。它不仅开辟了航海的新纪元，推动了世界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关键的是，与沿线各个国家深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对自身和各国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互鉴的中国经验，今天仍然值得被研究和借鉴。但是，也有一定的问题要提出，即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没有持续下去，而仅仅是进行了七次就结束了，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今天看来，郑和下西洋的的重要层面从政治角度进行的，而没有具体从经济层面给与关照，因此，郑和下西洋除了带来众多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那就是如此大规模的出使西洋，缺乏系统而完整的顶层设计，导致明朝政府在经济上受到了亏损，这也是下西洋所不能持续的重要原因。对历史上的文明互鉴典范的优缺点都进行分析整理，才能为今天的“一带一路”的建设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所以，在今天总结郑和下西洋所存在的问题，敢于直面对待历史的功过是一种直面历史的勇气和真诚，是对中国经验的最大尊重，将郑和的精神融入新的时代之中。

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两者的差异可能玄奘西游因为《西游记》的原因而被大众所熟知，鉴真东渡的覆盖面并没有那么广泛，但实际上，鉴真东渡的历史文化意义并不亚于玄奘西游。两者的差异还表现在，玄奘西游是一种文化输入的性质，是取回佛经，而鉴真东渡则是文化输出的性质，在我们今天进行“一带一路”的条件下，谈论文化输出的意义更大。鉴真东渡为日本带去了佛法，同时也带去了建筑、医药、雕塑、文学、书法、饮食等文化，为日本的佛教以及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唐朝与日本建立的密切的外交联系。

鉴真东渡日本所做出非凡的贡献，是因为他生活在唐朝，当时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对外交往也是非常活跃的时期，所以为鉴真东渡提供了可能，这是一个大环境条件。在今天看来，还有一个具体社会环境条件，鉴真东渡的成功与一座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鉴真当时所生活的城市——扬州。隋唐时期，扬州是一座重要的城市，因为扬州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扬州是当时漕运与盐运的中心。所以，在当时扬州是与长安、洛阳齐名的大都市，有着“扬一益二”的美称。扬州城市的发达，为鉴真东渡做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准备，这些准备为鉴真实现了中国文化的输出。扬州当时的造船业非常发达，隋炀帝下扬州的盛景依然历历在目，隋炀帝所乘坐的豪华船只就是在扬州打造的。因为扬州的水运发达，不仅是中国内部的南北交通的要塞，同时也是一个发达的国际港口城市，也就成就了扬州的造船业。那么，造船业发达业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据记载，鉴真东渡日本所乘坐的船只就是在扬州打造和购买的，这为文化输出提供了物质基础。与造船业相关的是，鉴真东渡在扬州非常容易地召集到了的经验丰富的水手和成熟的工匠，这是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的人力上的准备。另外，扬州不仅是经济富庶，这里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当时就有许多遣唐使、留学生、和僧人取道扬州去长安，所在鉴真有了接触到日本僧人和官员的机缘。日本僧人荣睿、普照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扬州，邀请鉴真东渡。因此可以说，扬州这座城市为鉴真东渡提供了各种可能。

鉴真东渡，从扬州出发，出江入海，带上了扬州特有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的传播对日本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扬州当时的手工业发达，漆器、刺绣、玉器、铜镜等都制作精良，深受皇家和大众的喜爱，鉴真将这些文化产品直接传到了日本。扬州当时的手工艺品是要向皇室进贡的，所以扬州城里聚集着大批手艺高超的工匠。这些能工巧匠的手工艺平随着鉴真飘洋过海，来到了日本，也深得日本人民的喜爱。不仅如此，鉴真也带去了工艺，在建筑、雕塑、医药、书法和饮食上传播了中华文化。在建筑方面，最值得提到的是唐招提寺的修建，这是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修建的寺庙，至今还是日本的地标性建筑，从中看到的浓郁的唐朝风格，记录了中日曾经友好的交流，也显示了中国唐代建筑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唐招提寺至今都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出作品。在雕塑方面，由于佛教在唐朝的兴盛，需要大量的佛像雕塑，当时有一种叫做干漆夹拧的工艺技法也随鉴真传到了日本，在唐招提寺内，有许多精美的雕像，对日本雕塑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医药方面，鉴真本身就史一位精通医学与医药的僧人，他不仅给日本带去了大量唐朝的医药和药方，而且在日本，他还曾为光明皇太后和和圣武天皇治过病，得到了高度的信任，还传授了药物的配制和收藏的方法，为日本医学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书法方面，鉴真还从扬州带去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作品，唐朝的书法艺术也在日本流传开来，不仅孝谦天皇为唐招提寺题的门额，使用的就是王体，民间也对王体兴趣浓厚，抄经的文字都是王体。在饮食方面，扬州本来就是饮食业繁荣的地区，因此鉴真将扬州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尤其是豆腐制法影响很深远，日本今天的豆腐制作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可见日本人对豆腐的喜爱，所以说鉴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今日本电视台海专程来到扬州，拍摄传统制作手工豆腐的技法。

作为僧人，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佛法，以上的文化传播都是在这一目的下进行和实现的。鉴真在日本的传经活动，无意之中带动了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鉴真东渡是一次典型的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事件，他带去了大量的佛经，到日本传播佛教正规的戒律，日本的佛教界由此得到了整肃，国家佛教得以完备，国家有戒律可依，实现国家的安定，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意义，是鉴真对日本所做出了杰出贡献。反之，鉴真这一中国人形象，在日本人眼中是一个为崇高使命而不畏艰险的高大形象，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上来说，鉴真东渡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明互鉴的范例。虽然根据《东征传》的记载，鉴真在东渡过程和抵达日本之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诟病和诽谤，但是，丝毫不影响鉴真受到日本的礼遇和尊重的高大形象。佛教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业属于国际性宗教，因此，佛教不仅在日本得到传播，接下来，又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传播。

第三节 中国古代城市文明交流的路径

中国古代史上的文明互鉴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众多的经典表现，它们是通过什么路径完成了对外交流，总结其路径经验，对当下的对外交流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今天看来，主要可以总结为政治、教育、宗教、经济四个方面，即外国使臣的往来；外国留学生的派遣；宗教的传播；商人的对外贸易。

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外国使臣的络绎不绝，这项内容所占的比重最高，要高于留学生、宗教、商贸这三个方面。遣唐使开始于隋朝，在唐朝达到顶峰，所以被称为遣唐使。在中国古代史上，因为唐朝的繁荣与昌盛，许多亚洲国家都曾经派遣使臣到达唐朝，吸收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先进经验。遣唐使承担了传播唐朝文化的重要使命，所以古代文明互鉴主要表现在遣唐使制度上。在遣唐使流行的亚洲国家中，其中以日本与唐朝的交往最为密切，据记载，日本向唐朝所派遣的使臣次数最大，每次派遣的规模也最大，它为中日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中日最早的交流开始于西汉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旧有持续不断的交流，但是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接下来，隋朝统一的南北方，国力开始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局面，唐朝已经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那么。唐朝的繁荣与日本的闭塞、落后与资源短缺相比，这些原因都敦促日本积极地向唐朝派遣使臣来学习先进的制度和经验。日本的遣唐使学成归来后，会回到日本建立学馆，宣扬唐朝的先进文化经验，并在本国积极地倡导以完备的唐朝制度为范本进行政治改革。这种交流绝非是单方面进行的，而是双向奔赴的，正是这种彼此对对方的需求，使得遣唐使的交流在唐朝时期达到了顶峰。

630年，日本和唐朝开始文化交流，至894年这个期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使臣团18次，规模浩大。那么，遣唐使到达唐朝之后的活动主要表现在觐见唐朝皇上和进献贡物上。因为遣唐使的目的主要是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经验，需要得到唐朝政府的支持，所以朝见皇上是遣唐使团的重要活动之一。朝见皇上之时，便向唐朝进献从日本带来的贡物。唐朝政府除了安排遣使团的学习活动之外，当然也会回赠赏赐作为答谢，一般来说，每次答谢之物的价值远远超过进献的贡物。据记载，遣唐使带来的贡物通常是丝织物锦、布、帛，矿物玛瑙、琥珀，原材料硫磺、铁矿等等，而唐朝回赠的物品往往是书籍之类。遣唐使也会购买大量商品带回日本。实际上，日本遣唐使更多的是将唐朝文化整体迁移回国，包括律令国家的各种制度和技艺，迅速在日本大规模地流传开来，尤其是日本的上流社会的唐风化。701年，日本颁布了大宝律令，这标志着日本成为了律令制国家，同时还仿造长安城建立了平城宫，这些都显示了日本对于唐朝国家体制与文化的探索。遣唐使的交流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路径，唐朝还与其他亚洲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外国使臣的往来，对文化交流都起到了促进作用，那么遣唐使的制度无疑是中外文明互鉴的重要途径之一。

除了唐朝的遣唐使制度以外，明代时期的中朝使臣的往来也值得关注。“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 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派往明朝的使臣的次数要远远高于明朝派往朝鲜使臣的次数，这是因为明朝当时国力雄厚，明朝与朝鲜王朝进行了长达277年的使臣往来的历史，这也来自于盛唐时期遣唐使制度的建立。其实，有记载以来，周代就有使臣朝贡中国，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到了明朝时期与朝鲜的使臣来往达到了最高峰，因此，明朝是一个中朝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密切，才决定了使臣往来的数量与质量。同时，由于使臣团的积极活动，使得明朝与朝鲜政治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明朝的依赖，文化上，明朝的儒家思想也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路径除了外国使团的来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路径，甚至也可以看作是遣唐使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外国留学生的制度。“留学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唐朝，是日本发明的一个词汇。上文已经介绍了日本遣唐使臣学习唐朝文化的情况，日本急切地需要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但是遣唐使短期的行为还不能满足日本的文化需求，于是决定在派遣遣唐使的同时，随行带来一批年轻的学生，他们在外交使臣完成外交活动之后，留在唐朝继续长期的学习，被称为“留学生”，一起与外交使臣回国的人叫作“还学生”。在日本留学生制度的影响下，其他许多国家也派出留学生来到唐朝学习文化知识。一时间，长安城里住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唐朝的文化教育制度发达，长安城可以称为当时亚洲文化的中心，日本、高丽、新罗、百济、尼泊尔、柬埔寨等国家不断地派遣留学生来到唐朝，其中，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新罗。为了更好地管理留学生教育，唐朝制订了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鸿胪寺是唐朝设立的专门管理留学生的机构，这是一个事务性的机构，负责管理来华留学生的学籍登记、衣食住行，还会派遣留学生到全国各地的佛寺中学习。鸿胪寺是管理机构，国子监是教育机构，留学生都在国子监里学习经学、文学、史学、法律、书法、算数等，还会到专门学校学习医学、音乐、绘画等专门的技艺。留学生的生活保障是唐朝政府提供的，鸿胪寺负责给留学生分发四季衣服、粮食和布匹等。可以看出，外国留学生在唐朝得到了非凡的礼遇。

其实，从隋朝到清朝，都有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日本留学生在盛唐时期来到中国，最著名的留学生为大家所熟知的有吉备真备和阿部仲麻吕。吉备真备是随着第九批遣唐使来到中国的，师从王化言——一位优秀的唐朝学者，吉备真备学习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他的历史功绩是创造了日本语言的片假名。阿部仲麻吕是与吉备真备同时期来到中国，学业结束后，留在中国做官，与其交好的友人有我国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李白曾写过诗歌《哭晁卿衡》，写的就是阿部仲麻吕。阿部仲麻吕居住在中国52年，位居高官，堪称著名的文化使者。琉球在明朝时期向中国派遣留学生，万历年间，琉球的留学生共有16批来到中国，他们被安排在南京的国子监学习，明政府给与他们物质上的资助。除了“官生”之外，还有琉球的青年学生来到福州学习，唐朝年间，除了日本留学生到中国，还有朝鲜半岛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也是朝鲜半岛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时期。朝鲜半岛的留学生包括高丽和新罗人，新罗人到中国留学的人数最多，多达上百人。清朝顺治年间，朝鲜又派遣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清康熙年间，俄罗斯开始有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

通过历代留学生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留学生来华学习是对外交流的主要路径，中国政府在持续不断地接收留学生，并且给与衣食住行上的资助；唐朝是接收留学生的顶峰时期，是源于国力昌盛，文化繁荣，对各个国家的留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唐朝留学生制度的成功，推动了亚洲文明的发展；中国政府有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和教育制度，最高的教育机构是国子监；外国留学生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做官；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也会在本国担任要职。中国历代向留学生输出文化，同时，留学生在中国也带来了他们本土的文化，这也是一种互惠的实施。

遣唐使团与留学生制度都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伴随着宗教的传播，对外文化交流也随之扩大化。佛教和基督教都是外来宗教，分别在西汉末年和唐朝初年传入中国。佛教在古代中国经历了发展的高峰和低古时期，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发展到鼎盛时期，中央政府提倡发展佛教，太宗时期，全国各地建立佛寺，并设立译经院，培养高僧学者。唐高宗时期，设立官寺。武则天时期，在各州设立大云寺。总之，在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是提倡和鼓励佛教发展，因此，出现了许多高僧，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玄奘。他到达印度学习佛教，并把六百多部佛经带回长安，并且把佛经翻译成中文，还把自己取经路上的见闻写成书籍《大唐西域记》，这是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著作。之所以有高僧玄奘的出现，并且佛教在唐朝达到鼎盛的局面，是与当时唐太宗的支持分不开的。

在上文介绍的遣唐使和留学生中，还有一类人需要关注，那就是学问僧，他们也是随着遣唐使和留学生一起来到唐朝，他们集中学习佛法。到达唐朝的学问僧的人数要远远超过留学生，大约是留学生人数的三倍之多。学问僧与留学生不同的是，学问僧的主要目的是学习佛法，他们不可能只待在长安城里，而是去全国各地的寺庙云游，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天台山，还有扬州，都有很多寺庙，可以参加寺庙的佛事活动，收集佛教资料带回国传播佛法。学问僧除了学习佛教之外，与当时唐朝的文人也有密切的交往，向他们学习儒家思想。例如我国著名诗人李白曾经在九华山偶遇新罗的僧人地藏，俩人一见如故，神交已久，后来李白写了诗歌《地藏菩萨赞》，就是写给地藏的悼词，“赖假普慈力，能救无边苦”，表达了诗人对僧人尊敬和敬佩的心情。

唐朝也有专门管理外国僧人的机构，如鸿胪寺、伺部、左右衔功德使等主要部门，学问僧的生活费用是由唐朝政府来负担的，如果外国僧人在中国居住满九年，就可以取得唐朝的国籍，并能够享受与本国僧侣同等的待遇。除此之外，外国僧人还会得到唐人的布施法。所以，当时来唐朝学习的学问僧的人数多于遣唐使和留学生，不仅是不受名额的限制，而且生活消费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除了学问僧以外，还有请益僧和还学僧，学问僧是留在中国研究佛法的僧人，请益僧是来到唐朝之前有过佛法基础，来唐朝是为进一步研修，之后是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还学僧顾名思义，他们需要和遣唐使团一起回国。无论是哪种僧人积极地学习和吸收唐朝文化，为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因此说，宗教的交流促进了各国的文化发展。

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还有另外一个路径是通过对外贸易，被称为互市。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历史悠久，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还包括对境外的贸易活动。到了两汉时期，政府把商品贸易纳入政府的管辖之内，并且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可以频繁地进行商贸往来，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销往国外，西汉政府还设立了外事机构大鸿胪寺，还配备了专职翻译人员，来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魏晋时期，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地发展。唐朝时期，政府更加支持对外贸易，在首都设立四方馆，在广州沿海港口设立的专门的机构市舶司，以此来管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得到发展。宋朝时期，政府在广州、杭州、泉州、明州、密州设立市舶司，颁布了对外贸易的法规《市舶法》和反走私的《漏舶法》，对外贸易得到了法律上的约束和保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进出口贸易的法律和法规。在政府的主导下，所以唐宋时期是对外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清朝时期，政府闭关锁国，实行海禁止，对外贸易受到限制，因此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对外交流的路径也被关闭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都处于顺差的状态，之后，中国出现了租界、海关，对外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随之自然进入了对外贸易逆差的状态，这与政府当时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开端，汉武帝通过互市的方式来与匈奴建立友好的关系，来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对外贸易上，汉朝政府管理严格，参与贸易的商人，需要从政府获得许可证后，方可进行。汉朝政府还规定了一些严禁商品，例如铁、兵器和铜钱等，这些是可能威胁汉朝安全的战略物资。唐朝时期，是对外贸易兴旺发达的时期，唐朝政府对陆上对外贸易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对外贸易必须在政府的掌控之下才能进行。相反，唐朝政府对海上对外贸易的管理则是开放而宽松的，鼓励外商来华进行贸易交往，同时也鼓励外商在中国定居，在规定的区域内进行居住和营业。据记载，唐太宗时期，对外商贩卖到中国的特定商品，政府抽取一定的税额，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税行为。宋元时期，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地发展，宋朝政府需要征收贸易税来增加政府的国库收入，所以积极地鼓励对外贸易。这个时期的贸易可以分为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官方贸易可以免收商品税，民间贸易需要商品贸易税。宋朝政府制定了法律来保护外国商人在华的利益，因此商贸往来比较繁荣，同时，宋朝政府也打击走私贸易，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走私的处理，宋朝的反走私法对保障政府的税收有积极的作用。到了清朝，由于海禁的实行，对外贸易衰落下来。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支持与否，是对外贸易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汉唐宋元时期，对外贸易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是因为政府当局政策的开放与包容，而清朝政府的禁海，无疑是一种思想上的保守与闭关，把自己孤立在世界之外，没有对外交流，必然使得国家整体衰落下去。今天，“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这来自于中国开放、包容、多元的改革开放的理念，在这理念的支持下，中国必将走向文明互鉴的光明之路。

第四节 中国古代城市文明交流的原因及启示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根本保障。从以上对外文化交流的典范城市来看，无论是都城，还是沿海港口城市，还是交通枢纽城市，之所以对外文化交流频繁，并且城市得到全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对外文化交流的根本保障。如果当时的社会环境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民不聊生，这样的环境很难有对外交流的动力与可能。因此，我们从不同时期、不同城市的社会环
境状态中可以看到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原因及启示。因此，在今天，和平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硬性条件。

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宋元时期古代世界上最大的港口，然而在其他时期泉州城市并没有形成如此大的规模，甚至在某些时期呈现出衰落的状态。那么，从泉州港的兴衰起伏中，可以看到社会环境是否稳定成为其中重要的因素。社会环境稳定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对外交流又提供了可能和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局面动荡不堪，经济发展受阻，这个时期的泉州港，还没有发展起来。到了宋代以后，泉州港开始发展，社会稳定，经济富足。后来在元代，泉州在世界上极盛一时。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泉州躲开了历史上的战乱，专心发展经济，积极对外交流。然而到了元末战乱时期，泉州港受到了战争极大的破坏和影响，从而衰落下去。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稳定对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国家开放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是基本条件。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城市之间的国内、国外交流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所在政府的政策是实行闭关锁国的状态，那么，城市之间的交流则难以达成，如果政府的政策限制对外交流，那么城市也必将处于闭关的状态，因此也就谈不上城市发展的问题。

举例说明，泉州港之所以在宋元时期兴盛，在其他时期处于衰落的状态，是与当时当局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的。当时的两宋政府，十分重视泉州港的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积极推动这座城市的交流功用，对外招商，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具体来说，北宋元祐二年，即1087年，政府当局在泉州设立了市舶司，市舶司的设立，奠定了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合法性，也使得泉州成为当时重要的贸易枢纽港，对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密切的链接。所以说，泉州港在两宋时期的突出的对外交流的地位，与政府的开放政策是分不开的。政府的开明，促成了城市的文明典范的地位。同样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泉州港在明清时期，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是逐渐衰落下去，这是因为，明清时期的政府采取的政策是闭关锁国的政策，实行“海禁”政策，从此泉州港与世界开放的状态被关闭，曾经合法的对外贸易遭到制止，成为非法的性质，商贸受到限制，泉州港再也无法发挥它交通枢纽的作用。因此，可以看出，政府当局的政策可以控制一座城市的对外交流发展。

科学技术是城市对外文化交流有力支撑。虽然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远远没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发达，但是当时在仅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之下，仍然能够完成城市之间的对外交流。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城市之间的对外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此，当时发达的科学技术条件是城市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支撑。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都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我国古代重要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广泛应用，对于对外交流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也是我国对世界航海事业的重大贡献。在古代，由于指南针的应用，我国的海船航行能力远远超过了外国，据说宋元时期到泉州港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乘坐的都是中国的海船。中国古代的造船业的技术在对城市之间对外交流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船只就显示了当时的造船技术力量，“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发展到明代，已经产生了沙船、广船、福船三种船型，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宝船正式采用了福船船型，在利用风力航行的时代，除了船型，船舶动力也是我国古代船舶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 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就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他使用了《郑和航海图》中所记录的“过洋牵星术”和“海道针经”，除此以外，计程仪、测探仪等航海仪器，也都是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先进的技术对于郑和开辟海洋路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航线上的众多城市因为技术的可能而建立了密切的链接，从而对世界的现代化的实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坦普所说，“如果没有从中国传入船舵，指南针和桅杆，欧洲人就不会有航海大发现”。因此，无论处于什么朝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城市对外交往的决定性物质性基础，当今中国，已经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城市的对外交流进行保驾护航。

开放包容的人文品格是城市对外交流的核心力量。中国古代至近代的任何一座对外交流的典范城市，归纳起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座城市的人文性格特征是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无论是古都，还是一般城市；无论是内陆城市，还是沿海开放港口城市，它们都不是封闭的状态，而是积极地向外发展，拥有开拓的国际视野，频繁地与外界发生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不管是长安人、洛阳人、开封人、大都人、上海人，还是泉州人，他们的性格特点造就了城市的人文气质。这与今天的深圳非常相似，移民城市的人民，有着敢想敢做，开拓进取的精神，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支撑着城市人民的理想。古代城市中人的精神品格，都有一种拼搏进取的开拓精神，这种开拓的人文精神形成了城市的精神品格，人与城市精神融为一体。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精神品格，在传统的封建时代，怎会产生如此规模巨大，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所以说，开放交流的精神品质永远是城市得以发展的核心力量。

国家有国家的精神，民族有民族的精神，城市当然也有城市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世界各个国家与城市趋之若鹜。隋唐长安城正是一座具有如此魅力的城市，它几乎是一座世界的都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在今天仍然可以想象出当时长安城的繁华与时尚。这是因为长安城不仅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更有一种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还有一种百花齐放的人文精神。“隋唐时期，胡人不断来到中原，在帝国的长安胡人随处可见，有近十万之多，而当时长安城的总人口也不过五十万上下。粟特人擅长经商，主宰着西市的贸易，龟兹的舞女在酒肆最受欢迎，于阗人以绘画而有名，高昌乐人技艺高超经常被皇帝选中参加宫廷演奏”， 由此可以看出，长安城对世界各地人的包容，繁荣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反之，自身的发展对其他各地的文明又有推动作用。不仅如此，世界各地还纷纷遣使来到大唐长安城，他们被称为遣唐使，大都住在长安城里，据记载，“日本遣唐使先后十九次来到长安，林邑国使者来唐有五十次之多，真腊遣使来唐达到十次以上，东罗马帝国先后七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三十其次派出使节。” 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古老城市文明互鉴的经验，已经成为为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仍然影响着当下，在“一带一路”的道路上，中国必将走出一条世界光明之路，中国的城市在世界上闪光。

 

刘洪霞：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