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少莹

引 言

　　由于文化定义的宽泛，有史以来，人类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文化行为或思考很多，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都可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加以解读。更广义些，如果将文化视为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活方式本身，“文化战略”就是包罗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战略。第一次正式地提出“文化战略”并加以系统理论研究的荷兰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F .皮尔森。国际上很多学者的研究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指涉文化战略的研究，如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大历史观等。然而，作为一种战略思考和规划，文化战略却在当代现实领域获得了广泛使用。

　　当今世界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政治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文化趋同化与文化多元化同样引人注目。而跨国公司、区域性经济组织和文化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世界分工的深层发生、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等，都使得文化成为重建民族认同、构筑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的重要力量。与此相应，国家文化战略、城市文化战略、企业文化战略悄然兴起并呈方兴未艾、愈演愈烈之势，文化战略在不同层面和领域已经并正在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文化战略研究也成为巨大的现实需求。

　　一、全球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

　　全球化一般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至今人类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①]通常将全球化理解为经济全球化，即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传播、跨国公司作用显赫，从而导致各国经济生活的高度相关，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与一体化空前突出的经济现象与过程”。[②]由于经济全球化追求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经济利益的全球获取，导致人类全方位的交往、沟通与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带来了以多边贸易体制和规范的形成、全球信息网络的逐步完善、金融国际化等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整合，有利于资源、资本、信息、服务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全球化也强化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增加国际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南北差距，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恶化自然环境，扩大贫富差距，带来文化冲突。简单讲，全球化在经济上带来了全球一体化与地区集团化的同步发展；在文化价值观上，既促成某种全球价值认同又激活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复兴；在政治上，则陷入复杂的境地，以地缘、利益等为基础的整合在进行，如欧盟的形成；同时，全球化也在迫切地呼唤全球治理。[③]全球化成为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叉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全球化正在改变着“游戏规则”，重构着世界秩序。

　　（一）后冷战时代文化与政治高度交融，文化因素在解决政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大幅上升。

　　政治领域，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公认的主题，政治斗争一改传统方式，呈现出政治与文化高度交融的趋势。冷战结束后，首先，由于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使原先两极化格局中被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等凸显出来；其次，随着两大阵营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意义和现实影响迅速丧失，文化价值缺位，民众需要思想的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第三，全球化也是一个消除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全球化带来了跨国组织、区域和国际合作组织的兴起，且作用越来越大，民族国家的权威在减弱，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其对各阶层民众都具有的简单而强大的号召力，被大多数国家选作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依据。20世纪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大面积复兴，民族主义潮流遍及世界每一个国家。各国政府用民族主义为其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辩护，民族主义被普遍用作社会动员与控制的工具，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和文化现象。

　　20世纪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潮流充分显示了文化因素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作为近现代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自我意识，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民族认同由特定的历史过程决定，尤其受不同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是文化认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安全感和自信心。一个民族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④]所以，“民族认同所内含的文化认同感比政治认同感对国家的合法性来得更重要。”[⑤]

　　亨廷顿颇有影响的“文明冲突论”[⑥]其实就是对这种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扩大化表述。当时，二战尚未结束，美国国务院就组织专家学者制定国家对外文化战略。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更进一步认为文化是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亨廷顿将文化分为“工具文化”和“终极文化”。他指出，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其“工具文化”的“现代化”可以是相同的，但“终级文化”的“西方化”却千差万别，[⑦]“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线将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⑧]“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⑨]

不少学者认为，“文明冲突论”就学理层面讲是一个“伪问题”，虽然如此，“文明冲突论”引发学界对文化、文化与政治问题的极大关注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哈拉尔德.米勒、杜维明等人批评性地提出了“文明共存论”。他们指出，简单地接受或渲染“文明冲突论”是危险的，国际社会必须尝试合作，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才是应有的和平发展之路。[⑩]托夫勒也提出了分析世界政治的不同的文化框架。①中国学者对“文明冲突论”也有不同看法，反对的观点主要认为亨廷顿是站在西方立场对东方崛起的“数量优势下的恐惧”，掩饰了实质上的“种族矛盾”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之争。[11]但是，亨廷顿在现实利益之外，突出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的作用，强调分析了影响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中，文化这一长期分离、隐藏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背后的深层次动力，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美国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的“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事实证明，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进行“软权力”之争的胜利，①人心的征服，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相反的例子是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产生了普遍的文化失落，国民士气低落，国家竞争力大大下降。罗兰.罗伯森指出：“文化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我们当然不可夸大这一点的新鲜性）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时期（而且当然处在文化政治化更明显的时期，这与文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e）有关。”[12]拉兹罗也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13]。

中国学者蒋庆认为，人类过往的历史证明文明的冲突确实存在。由于个人、民族、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的文明身份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因此文明的冲突是永恒的。[14]但针对文明冲突必然导致武装冲突的观点，他指出：“承认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就是承认某种文明都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就是否认每种文明享有消灭其他文明的权利，亦就是反对‘西方中心论’和‘文化帝国主义’。承认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只是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合理要求，亦即承认各种文明在相互激荡中都有理解、尊重、爱护其他文明的责任，而不是意味着文明的冲突采取武装冲突的形式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更不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地假定文明的冲突必然是武装冲突而以此作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15]对此，本文作者认为，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是当代国际政治斗争最主要的因素，全球化时代仍然是一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但随着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和军事因素逐渐让位于非军事因素，文化问题的敏感性确实大大增强，全球化提高了文化的重要性。强大的文化可以大大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当代政治斗争与文化竞争，无论从内容、目标还是表现形式都已高度已交融，文化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战略意义越来越突出。

　　（二）信息时代文化与经济高度交融，“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趋势愈演愈烈，文化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大大凸显。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信息、人员等的国际流动；互联网飞速发展，大大加快了知识、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符号超越国界，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为知识经济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正进入“后工业时代”，即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过渡的阶段，非物质性的、符号的交换和消费已经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典型的增长领域，国际文化贸易在迅速扩张，全球文化市场在迅速形成。在过去20年中，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额呈几何级数增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1980—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及体育用品的年贸易额从950亿美元激增至3880亿美元。这个数字还未包括多媒体、软件和其他版权产品的贸易。美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已占到其外贸总收入的38%。①所谓“经济的文化化”与“文化的经济化”，或文化经济“一体化”成为发展趋势。经济与文化的高度交融，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尤其可以清晰地看到。

　　20世纪，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席卷全球。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生产文化意义的“内容产业”正在向几乎所有的产业门类渗透。作为与知识经济和科技产业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创意工业日益成为支柱性产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经济是‘人文化’的经济，传统的‘人文科学’已经通过‘人文设计’渗透了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找不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不体验文化意义的消费”。“现代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上以‘文化意义’为基础了。”[16]文化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主要的经济支柱和经济指标，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20年前，美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之中的比重还排在第12位，现在则上升到第4位。美国影视视听产品（影视和音像）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从1985年的第11位跃居于1994年的第6位，成为仅次于飞机出口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占国际市场的40%。仅美国《读者文摘》拥有6000多名员工、以19种语言、48种国际版本在100多个国家编辑出版，总发行量达2800万份，年收入为20亿美元。..日本，1998年娱乐业生产经营收入达40亿日元，超过日本汽车工业的总产值。[17]现在，世界各国都已把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18]

　　“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不过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面。现代文明起步于17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但现代文明首先是文化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引发的。正是文艺复兴运动对封建神学的冲击，才使得近代科学技术破土而出。自从马克斯.韦伯开创性地研究了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深刻地揭示了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韦伯用“心态（Gesinnung）”，即对世界的实际态度、基本特征——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发展经济学等的研究纷纷从多个方面指出文化因素与经济模式选取、行业优势产生、经济增长速度等之间的关系。戴维?兰德斯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如果我们能从经济发展史学到什么，那就是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19]英克尔斯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他归纳现代人的九个心理特征后指出：包含这些特征的“现代性的精神”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20]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

　　关于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一些争议，但文化对经济有巨大影响已是共识。如果说以往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隐性的，那么，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资源更是直接成为经济建设的巨大力量，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资源与动力，经济与文化的交融与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文化市场的争夺，文化权利的争夺都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战略角色。

　　二、文化与发展——文化战略时代的来临

　　（一）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文化决定发展的目的与意义。

　　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之一，邓小平曾高屋建瓴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21]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的极度不均衡，带来种种矛盾冲突。过去十年，世界上最贫困的20%人口占全球收入的比例从2～3%下降到1～4%。而另一方面，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所占的比率却在上升。1965年，西方7国人均收入的平均值是最贫困的7国的20倍。到1997年，几乎达到了40倍[22]。如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况是全球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起，经过对传统发展战略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种替代发展战略被提出和采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基本需求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上述战略都与文化密切相关。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维护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的文化权利为核心，召开了世界第一次讨论文化政策的政府间会议；1982年再次召开世界会议，此次会议继联合国第一个和第二个“国际发展十年”（60年代和70年代）后，提出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规划》。该规划于1986年12月获联合国通过并批准于1988年开始执行。“规划”指出：“要对构成21世纪特征的重大世界挑战作出回答，就必须在发展中强调两个重要的目标——发展的文化尺度和人的文化生活”；“要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中，将文化和人的价值恢复到中心的位置上来”。

　　上述种种，标志着发展观的转变，即发展的内涵由“经济增长第一”转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道德价值方面，“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逐渐形成，发展被重新全面认识为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是发展的手段，人和社会和谐的需求才是发展的目的。这种需求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各个民族的价值及传统相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制定了一套全面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人类发展指数（HDI）。总之，“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的目的与意义更多由文化的发展来给出或建构。人类发展指数建立了“以人为本”的衡量文化发展的指标体系。

　　20世纪70年代，荷兰哲学家皮尔森在《文化战略》一书中将文化视为按一定意图对自然或自然物进行转化的人类全部活动的总和，他说：“在今天，文化被看作是人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这种生活方式不再被纯粹地限于自然环境内，而是一种介入和干预自然的方式”。采取这种大文化的界定，考察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发展自我的历史，皮尔森提出“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的著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人生活在人所创造的文化之中，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真正作为人的生活，在作为人——一种责任存在、伦理存在的意义上，不同时代的人从“人怎样有意义地生存这一问题出发对它们（文化——本人注）加以改造”，因而，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而且这一战略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文化的目的论意义也就是人类整体的目的论意义，文化战略是既决定人类整体生活方式，又决定人类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大战略。[23]

　　（二）不同发展水平也影响文化自身的发展，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不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出现普遍性的文化失衡、冲突激化、精神危机。

　　文化担负着给出生活意义，指明发展目的的重要战略使命，返观现实，文化的发展状况十分让人担忧。全球化使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沟通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文化发展处于一种不良状态之中，一些文化持续扩张，咄咄逼人，另一些文化则在衰落，甚至消失。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带来了文化发展的失衡，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朝前国家都是发达国家。1999年人类发展指数前十名的国家是：加拿大、挪威、美国、日本、比利时、瑞典、澳大利亚、荷兰、英国、法国。

　　由于美国等西方强势文化的推行，带来了文化单一化或趋同化倾向，引发了严重的后果。美国由于较早开始重视文化作为“软权力”的作用，在对外宣传中，大力发展“意识形态产业”，推行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美式大众文化。加之发展文化产业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借助其跨国公司强有力的市场支配地位，美国取得了全球性的文化霸权。如美国的影视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4%，在流行音乐和音乐剧方面，美国几乎没有对手。加拿大95%的电影、93%的电视剧、75%的英语电视节目和80%的书刊市场，由美国产品所占据。在巴黎，人们收看的6个电视频道每年播放的1300部电影和电视剧，其中100部来自美国。20世纪90年代，全球传输和数据处理量的80%以上起源于美国。[24]所以，有学者认为，“20世纪就是美国文化向全球扩张的世纪”。

　　这种文化失衡带来了令人喜忧参半的局面，好的一面在于自由民主等满足人类基本权利需求的普世价值理念的普及，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市场制度的推行等正是这种理念普及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的主导文化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的价值观。回顾人类近1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工具理性”过于发达而“价值理性”渐遭遗弃是显著特征。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但也带来了唯（泛）科学主义的泛滥。科学崇拜取代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实用主义成为思想主流。继所谓“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人类过于关心物质需求而忽略精神需求，精神家园日趋荒芜，几乎所有的传统价值观都受到了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挑战。人类的精神共同体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人类正面临着以精神空虚为标志的全球性危机①。高科技，特别是核武器和基因技术的盲目发展更为人类酝酿着不可预测的灾难。

　　西方学者对这种精神沦丧状况有着深刻的反思。亨廷顿指出：“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25]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特性却改头换面地取代了伦理标准，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西方文化越来越决定性地“促使全世界范围的人都热衷于物质享受和即使满足道德上不受抑制的个人欲望..结果是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26]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更是以特有的敏感体验着精神沦丧与迷失之苦，“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正与此相关。事实上，对这种精神沦丧的深刻体验与反思成为现当代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焦虑”与“问题”；解决这种精神困境，也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所谓“发展的迷思”正与此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巨大的精神需求也正是文化产业兴起的深层原因。

　　（三）全球化时代，坚持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是民族国家应有的文化选择；寻求全球文化认同是人类发展未来的必然。文化已经由后台走向前台，人类正进入一个以文化为发展轴心的时代，文化发展战略正由一种隐性战略变为一种显性战略，从一种依附性战略变为一种主导性战略。

　　文化的融合趋同之势是十分明显而引人注目的。全球化带来文化交往空前的频密，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与快速发展更是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面貌。西方现代文明的推行，固然带来诸多问题，但其以自由民主、市场制度等为代表的普世价值理念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共识，此外，由于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加深，另一些更“文化”的基本共识也正在达成，比如宗教。世界宗教界提出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27]就是对这种文化共识的一种表达。一种可称之为“全球文化”的共同文化也正在形成之中。如果说由于美国等西方文化扩张在带来的文化趋同的同时多少损害了文化的多样性，其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可称为文化的消极全球化；那么，形成中的，促使世界和谐发展，维护普世价值并由于对多元性的尊重而保持文化丰富性的全球化则可视为文化的积极全球化。可以推断，由于全球化浪潮的不可阻挡，文化的融合趋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重要的是应当推进文化的积极全球化而非相反。

　　基于对人类上述文化状况的认识，20世纪60，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崛起，文化多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呼声日高。民族独立与复兴运动背后，无疑包括有对西方文化（明）典范意义的挑战；对文化的多元性前所未有的强调，更是成为世界性的共识。2000年6月，首届国际文化论坛在巴黎召开，50多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艺术家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单一化趋势，损害了文化的多样性，会议通过的《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权利宪章》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采取措施，维护文化的多样性。1997年5月，113个不结盟国家派出的54个代表团参加了在哥伦比亚城市麦德林举行的国际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文化的多样性和人们对世界多元的看法，是人类的伟大财富。——不结盟国家要求将他们作为指导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价值观念。..丧失自己身份、社团观念、个人价值和自身文化归属感的全球化是一种消极全球化，应当发展和促进积极全球化观念，以此作为南方国家丰富人类文化财富的唯一选择”。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中国在文化方面的战略指导思想，即将“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应当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江泽民的讲话，指出了世界文化发展应有的多元化方向和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应有的文化选择。坚持文化的多元化，既是坚持自己民族应有的文化权利，也是对各民族拥有平等的文化权利的肯定认可。

　　正是当代文化发展既呈现出交流融合又呈现出多元冲突的两大发展趋势，并且在人类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其关键性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将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与文化政策的制定纳入国际化的视野之中。立足本国民族文化的保存发展，同时应当兼顾全球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将文化战略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将文化多元化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对处于文化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总之，各种研究“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28]文化已经由后台走向前台，文化发展战略正由一种隐性战略变为一种显性战略，从一种依附性战略变为一种主导性战略。借用雅斯贝斯提出“轴心时期”（Axial Period）的概念，①我们认为，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经历着一种新的整体意识的觉醒和对意义的重新审视与批评，这表现为国家文化战略意识和全球文化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必将决定着世界新的统一的建立。我们不妨将这一时代认定为一个以文化发展为轴心的时代，文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轴心，一个文化轴心时代已然来临，未来成功的民族国家必然是文化强盛之国；未来人类的命运更是有赖于文化的融合与世界文化的形成。在世界性的“文化热”中，坚持多元化发展是民族国家应有的文化战略选择，但寻求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理念的全球文化认同，亦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必然，寻找二者之间恰当的定位，是民族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关键。

结 语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文化正倍受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文化提供更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整合方式；现代化也更包括“文化现代化”；中华民族要延续自己的文化传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亟需“文化力”以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此外，世界未来的发展也需要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贡献。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要尽快开展中国国家文化战略的研究，文化战略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2000年以来，随着党的十六大高度认识文化的战略意义，树立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等，各省市制定“建设文化大省”、“文化立市”等战略的热情高涨，文化战略研究更显迫切。文化战略研究十分复杂，不揣浅陋，大胆放言，以推动文化战略研究，是撰写本文的初衷。